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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这三个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分层四阶段抽样进行问卷调查，2003年总共有将近6000个观测值，2005年有10372个，地域分布除了港澳台，西藏青海宁夏，包含其他所有省市区，因此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

 

 

文 | 史宇鹏

 

信任（trust）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它对于维系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重要影响，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研究。比如有经济学家用经济计量的方法证明，一个国家的信任水平跟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密切相关的。

 

信任从何而来

 

既然信任这么重要，因此找出信任究竟由什么决定，即研究信任来源是什么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有研究者提出，关于信任来源，经济学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基于重复博弈的理论提出的，认为人们对未来收益的考虑构成了合作与信任的基础，那么重复的博弈交往构成了信任的基础；第二种信任观点认为，人们心目中天生就有某种对公平、对人们之间进行合作的愿望，或者通俗地讲，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即使是偶然相遇的、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见面，那么也可能产生一种信任感。

参照这两种观点，信任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叫做特定信任，主要是通过日常的面对面的交流这种多次博弈产生的；还有一种社会信任，也就是基于某些共同的观点和共同的信念所产生的这种对陌生人的信任。

 

社会信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虽然观点各异，但经济学家均认为信任在维持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方面更为重要，因而对社会信任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那么，政府行为对于社会信任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是社会信任的核心问题之一。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信任是深深植根于历史文化之中的，是经过几个世纪、几百年形成的一个非常深厚的东西，很难在短期内被政府的行为所改变。

经济学家Aghion等人2010年发了一篇论文，对此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使用数据进行了验证，证明社会信任其实很大程度受到政府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管制的影响---论文的题目便是《管制与不信任》。

文章认为，政府管制对社会信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政府管制会影响到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比如说是否教育子女应该对别人宽容、是否应该尊重他人等等；而家庭对子女的这种教育，是形成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根源。所以，他们认为政府政策对公民之间的信任有很大的影响。

 

政府行为对社会信任发挥影响的三种机制

 

笔者的研究使用中国的数据对这个热门话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在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基础上，对政府行为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认为，从理论上，政府行为对社会信任发挥影响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机制。

第一个机制是分配机制。许多经济学实验表明人们对于公平存在特别的偏好，这个很难用完全理性来解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政府收入分配政策导致收入之间不平等特别严重，那么该地区社会信任程度就会较低。我们国家也有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我们认为政府行为影响社会信任的第一个机制是分配机制，我们预测中国也应该如此。

第二个我们认为政府行为影响到社会信任的机制是预期机制，即政府通过影响人们的预期来影响信任的形成。

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政府过度地干预经济，比如张维迎教授，他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使得人们很难对未来产生一个很好的预期；不能产生一个很好的预期，那么就会阻碍人们对未来交往可能性的认识，进而阻碍信任的产生。我们预测，如果政府对经济干预多，那么这个地区社会信任程度也应该越低。

第三个机制是示范机制。我们认为这可能和中国的国情联系比较紧密，有一句谚语“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反映的就是这个现象。党和政府的高层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就强调必须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它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党风影响政风，政风影响民风。

示范作用可以有好的示范，比如焦裕禄等优秀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也可能有坏的示范，比如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因此，我们预测如果政府官员带头不遵守规范，比如说进行腐败活动，那么社会的信任程度应该越低。

以上是我们认为的政府官员的行为有可能会影响社会信任程度的三个具体的机制。

我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这三个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分层四阶段抽样进行问卷调查，2003年总共有将近6000个观测值，2005年有10372个，地域分布除了港澳台，西藏青海宁夏，包含其他所有省市区，因此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

 

中国情境下，政府行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和外国有所不同

 

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发现：首先，社会信任确实具有某种时间上的惯性。比如说，各省社会信任程度2003年和2005年的相关系数接近0.5，也就是说2003年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省份，2005年社会信任程度依旧较高。

其次，全部样本对陌生人信任程度的平均取值接近于2，也就是近于“不信任”。这表明平均而言，中国的老百姓对陌生人并不信任，体现出一种比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最后，对比2003年和2005年各省的社会信任数据，我们发现所有省份的社会信任程度都在降低，这个结果令人很震惊。

通过使用一系列的计量方法，我们对三个可能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中国的情境下，政府行为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和外国有所不同。

预期机制和示范机制对居民的社会信任影响非常显著，符号是负的。这表明一个地区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多、腐败案件发生率越高，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程度就越低。

但是，在国外文献中通常非常显著的分配机制，在中国却只有部分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从直觉上讲分配不公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公平的感知，但是对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却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存在所谓的“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也就是说，他人的富裕为贫穷者提供了榜样，让贫穷者更有积极性去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没有对社会信任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当然前提是收入差距不能太大，更不能一直扩大。

 

政治面貌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其他影响社会信任的因素中表现显著的有：一、地区因素主要是农村人口比重。地区中农村人口比重越高，那么该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另外有部分证据表明，地区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

二、社区因素主要是社区互动程度。社区互动程度越高，居民越容易相信别人；

三、居民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教育水平和生活满意程度。我们的研究表明年龄越小、教育水平越高和对生活满意程度越高的居民对陌生人越信任。

另外有部分证据表明，女性更不容易相信陌生人，政治面貌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途径

 

从我们的研究结论中，可以得到相关的政策涵义。

首先，虽然社会信任具有历史惯性，但是政府行为仍然会对社会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在我国，政府行为影响社会信任的途径主要是预期机制和示范机制。■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