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靡之音或亡国之音

何三畏

近日大陆文化公益机构“新历史合作社”推出他们的历史纪录短片，在凤凰网文化频道播出，第一集就叫“靡靡之音”。这个词真的已经成为历史，得好生钩沉一番。什么叫靡靡之音，字面解释是指柔弱，萎靡，颓废而带有低级趣味的音乐。但光看字面，是理解不了这个历史名词的，必须回到历史的场景。

在那特定的时期，靡靡之音是中国大陆对港台歌曲的统称，并且约定俗成地选定了一个代表，即台湾歌手邓丽君。当时，靡靡之音被大陆设定成敌对势力的进攻武器，而且是神秘的的暗器。主流社会忧心忡忡地认为，年轻人特别容易被它偷袭，往往百发百中地被击倒，击倒后还心悦诚服地成为它的俘虏，像中了毒瘾一样，难于自拔。大陆的宣传和专政机构苦于找不到防备它的良策，想过种种神经质的办法去对付，至今在过来人的口头上，还流传着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故。

在两岸冰封的年代，互联网还要几十年后才到来，唱片不可能偷运入关，而且大陆普通民众家庭也没有唱机，如何能受到港台靡靡之音的攻击？惟一路径就是偷听敌台。文革期间，百货公司就有半导体收音机卖，买不起的还有其它办法，我四舅在文革期间上大学，就自己找零件装了一个，印象中里面甚至因陋就简地塞着破布条之类，当时可是宝贝。靡靡之音就是经由这个神秘的器件，以反动的空气为介质，乘着电波传染过来的。

我觉得偷听敌台的历史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在新政权成立到文革结束的前的三十年为一阶段。这一阶段为特别神秘，特别敏感，后果特别严重，有人为此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被投入监狱。笔者记忆里存有一个情景，是干部带着公安入户查“收听敌台分子”，大人都吓得不敢大声说话。当时，不见得是为了听音乐，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听音乐，而是听“敌对势力的反革命煽动”和“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诬蔑”。我前些年认识一位叫先生，五十年代的反革命，劳改期间偷跑出来，亡命途中，首先是收听敌台了解革命形势，然后被捉回去，再一次收听敌台是文革结束，释放平反以后。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初期，或稍后一点。这期间收听敌台不再那么敏感，但仍然有人因此付出代价。新历史合作社的“靡靡之音”词条下，故事的主人公即是1978年（文革都结束两年了）被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俘获，进而主动翻录传播，后遭受处罚的。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收听敌台，听资讯虽然也是重要的方面，听靡靡之音的成分越来越重。当时的青年特别徬徨，开始排斥革命音乐，成为靡靡之音最好的听众。

应该说当时的官方对这一情况是足够重视的。虽然邓小平后来说那一段时间，最大的失误是对青年的教育。我没觉得任何时候对青年的教育有放松。当时的报刊天天都在教育青年，或者说充斥着对青年的不信任。穿喇叭裤，戴墨镜，提一个现在看来像一口小箱子一样大的磁带播放机，是当时报刊杂志讽刺青年的标准漫画。老一辈革命家开始对青年感到很不放心。1983年震惊世界的严打，应该是他们对朋克青年的担忧的后果，同一时期开始的更持久的精神清污，当然也表明对这一时期的青年思想状况的不满。

正面教育也没有少做。我记得，大约是1980年前后吧，有一所大学对学生举办音乐讲座，教育学生“正确欣赏音乐”，自觉抵制靡靡之音。老师讲到到靡靡之音的危害，说邓丽君的歌，“站着听想坐，坐着听想睡，睡着听不想起来”，是一种精神原子弹。靡靡之音瓦解革命意志，使人认同和产生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情感，下一代听了，就不再是革命接班人。所以，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

与此同时，靡靡之音正在迅速蔓延，很快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到偏僻乡村，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邓丽君。有段子云，白天听邓小平的，晚上听邓丽君的；大人听邓小平的，青少年听邓丽君的。这种形势没有一发不可控制。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官方不再对抗靡靡之音了，并且像它从来没有对抗过一样，转而说它是小清新了。开始还有点羞答答，很快，收音机，电视台，大街小巷循环播放邓丽君，整天甜腻腻的搞得人心烦。只要有“中国心”，酒吧风格，靡靡之音，都双手拥抱。张明敏来了。侯德建来了。《龙的传人》实则是台湾政大学生侯德建在大陆和美国建交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晨写的真正的“反动歌曲”，也不管它了，都请进央视。

回头说一下，那时听靡靡之音，到底听到了什么。笔者大约是1980年前听过一段时间。“我要为你歌唱，唱出你心中的忧伤……”这是邓丽君唱的“自由中国之声对大陆广播”的片头曲。你想，当时大陆有一亿以上青春少年，大学招生十多万，相当于今天在美国留学的人数，求学、就业及生存的压力和忧伤之中，这种歌声犹如天外吹拂而来。除邓丽君，当时大陆报刊没有点名臭骂过的刘文正，龙飞飞，凤飘飘等人的歌，都好听。

我还可以说，台湾的靡靡之音给了我正能量。“梅花梅花满天下，越冷它越开花。梅花坚忍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看那到处开了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冰雪风雨它都不怕，它是我的国花。”这是我偷听敌台时听过的邓丽君的歌。当时就打动了我。现在，我要不好意思地承认，它曾经激发过我的爱国心。

说靡靡之音好听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那时的大陆，听不到有美感的歌曲。两边的政治制度的差别，大陆人还感觉不到，但歌曲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当时，大陆所能听到的，是狂躁的，非常狂躁的革命歌曲，充满战斗的呐喊。其配器复杂，音调昂扬，常常夸张到不近情理，多时凶巴巴，干瘪瘪。

例如，“要斗私、批修！”五个字是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句口号也是一支歌，都可以嚎上两三分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是一支流行到全民能唱的歌曲。以今天的感觉来看，这些歌要在楼道里唱，是必须扰邻的。当时的港台同胞听到，也不能不吓一跳。所以，你说音乐是世界语言，但这音乐却无法跟世界交流，也无怪乎大陆的音乐不去台湾，而台湾的音乐大陆却挡也挡不住。

大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歌声？惟一的原因是革命的需要。当时大陆的意识形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而革命是暴力，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连请客吃饭那样的礼貌，绘画绣花那样的雅致，做文章那样的讲理，连所有的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都与革命背道而驰，哪能容得下靡靡之音呢。革命是群众运动，是互相要挟的，歌唱革命歌曲本身就是一种共同的革命行为。所以革命歌曲不仅拒绝个人情感，反对个人价值，还要主张个人牺牲。革命歌曲也就不能适合在单独的场合，如家庭聚会，朋友和恋人面前歌唱。爱情，亲情，友情如果不跟革命结合起来，就不能成为一首歌。

而靡靡之音则是刚好相反，它必须从个性，从个人情感和个人价值出发，所以它与革命不兼容，它必然被革命意识形态视为反动。在这一点上，前面那位在高校做思想工作的老师，可真是讲对了。

但事实证明，当靡靡之音政治脱敏之后，国并没有亡。而且，后来我们还知道，在权力高层，至少江青没有给自己的耳朵和眼睛设禁区，她那时就听外国音乐，看外国电影，她从三十年代开始，把靡靡之音从上海经由延安带入北京，但她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当时也听比靡靡之音还颓废的西方音乐，如果不出意外，他还可能是最正宗的第二代革命事业掌舵人。

今天，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成长很多，已经完全告别了那个时代。至少，今天某些人把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说成是属于西方的，是必须反对的，不要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只要自己的家人到西方的国土上去享受，这和当时的某些人，一边在家里听靡靡之音，一边写批判文章去报刊上表达政治正确，就很相像。

2014/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