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
■本刊记者/孔璞
“他即使精神有问题，仍然记得服从穿制服的”

在过去的一夜，成准强无数次将右手轻贴在曹大和的额头，低声唱着圣诗，祈求上帝给曹大和带来片刻的安宁与平静。

在他的圣诗声中，这个中国贵州北部山区的30岁农民停止了剧烈挣扎和叫喊，眼神也温顺起来。

因为狂躁，曹大和刚上车就被列车长用胶带捆绑起来，头冲车窗，脸朝茶桌，蜷着腿躺在一张三人座椅上。

暴雨从黑暗中不断拍打着车窗，微微开启的车窗不时潲进一点雨水。

第二天，9月25日早晨9点过，在经历了10个小时的束缚与挣扎后，曹大和安静地躺在座椅上——他获得了永久的平和。

曾紧紧束缚他的黄色胶条被割成几段，黏在地上，他的四肢被释放出来，双腿耷拉在座椅一侧，光着的脚板触到地面。

成准强低低地哭了起来，车厢里安静得有些陌生，似乎不是他刚刚乘坐了11个小时的车厢。有乘客注意到他的哭声，“像小孩子被骗去糖果时伤心的抽噎。”

车窗外，已经转晴的天不知何时又堆满了云。

中午12点半，1291次抵达广西来宾站。曹大和蒙着白色列车床单的尸体被抬下火车。这位年轻的农民，在离家剩12个小时的路程时，中断了回乡之路。

回家

9月24日早晨7点不到，台风“黑格比”在广东茂名登陆，引发了广州市百年一遇的大风暴潮，珠江倒灌，许多街道被积水淹没。直到下午两点，暴雨才歇了下来。

在广州务工的广西人黄明（化名）认为这不是一个出行的好兆头。

黄历上也写着，农历八月廿五，忌：移徙、入宅、出行、栽种。

更令黄明感到“彩头不好”的是，他托人买的当晚20点半发车的1291次（广州—遵义）车票，座位号居然是6车厢44号。

成准强也决定选择这趟慢车去遵义，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几年前从一家国企辞职，目前定居广州，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没有固定的收入。

这列火车硬座的乘客多是广西、贵州赴广州务工的人员。93元的硬座票，34个小时多的车程，每小时还花不到三元钱。

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成准强更喜欢绿皮火车车厢里的气氛，他觉得和衣着、谈吐都很随意的普通劳动者坐在一起十分舒服。

晚上，他踩着积水穿过火车站广场，因为台风许多人退票，他顺利地在发车前买到了车票，6车厢106号。他要去终点站遵义看望朋友。

此时，李永昌和同乡老兰、老陈已经带着曹大和在候车厅里坐下。曹大和不时起身大声说话，但嘈杂的大厅吞没了他的喧嚣与狂躁。

曹大和来到广州仅两天，22日晚上他刚从遵义坐了三天的火车赶到广州，希望能在广州找一份建筑工地上的活。

他老家的三间房有一间地势过于低洼，不久前被洪水淹了，打算翻盖房子时却发现还有几千元的空缺。家里只有三四分地，平时靠他在乡间打零工，每月赚取几百元钱为生。在和妻子熊堂莲以及父母商量后，曹决定一个人来广州打工，他打算干到正月，把翻盖房子的钱攒够就回家。

这是他结婚10年来第一次要和妻子分开，10年间，他们还不曾有一晚分别。就是两年前去福建打工也是夫妻俩一起去，熊堂莲在出租屋给他做饭。

20日离家的当天，曹大和早起做了饭，熊堂莲到地里摘了几个新鲜玉米棒子煮了。
曹大和平时抽两、三元一包的烟，这次出远门，熊堂莲专门为他买了48元一整条的黄果树，

“出门在外，要敬烟什么的，得敬好烟。”

23日中午，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曹大和给熊堂莲打了个电话，“吃午饭了么，吃的啥？”他问道。在家的时候主要是曹大和做饭，他经常问家人想吃什么。

熊堂莲自打曹大和走了之后胃口就不好，她还不习惯身边没有丈夫的陪伴。但她说家里人胃口都很好，叫曹不要挂念。

曹大和挂了电话，熊堂莲突然想起自己忘记叮嘱曹好好吃饭，保重身体。

当晚，和曹一起到广州的同乡就打电话来，说曹“精神不好，一个劲地喊想见老婆、女儿、儿子、爸爸、妈妈、叔叔……还往外面路上跑。”

曹大和当晚大吵大闹，令整个群租房的三四十个老乡都睡不好，他还跑上了高速公路，被拉了回来，他的同乡赶紧问曹家的意思。

曹此前没有任何精神病史，身体也挺结实，熊堂莲不相信他得了什么严重的精神病。她甚至有些好笑，“才出去两天，就因为想家精神不好，那就回来吧，见到家人精神就好起来了。”

于是，打算回家的李永昌他们多买了一张票，乡里乡亲的，帮个忙送个人回去，并不算什么。曹大和只是喊闹，偶尔四处走，但个子不高，瘦瘦的，力气并不大，三个老乡照顾他应该不成问题。

20点半，1291次发车时间到了，广播突然告诉大家，列车推迟发车，但却未告知原因和发车时间。候车厅里的噪音一下大了许多，气氛烦躁了起来。

黄明决定退票，“这趟车真不知还有什么事要发生”。但当他赶到退票窗口时，才发现退票的两条长龙已经看不到尾巴，“真是不想走也得走啊”。

22点半左右，1291开始检票。黄明上车前扫了一眼车厢外侧的白色车牌，虽然记不得是哪几个数字了，但他确定车次写的“绝对不是‘1291’”。

他堵在车门口，大声问乘务员：“这是不是‘1291’？”。

乘务员不耐烦地叫他赶快上车，“就是开去遵义的！”

黄明想下车，但后面的乘客已经将他挤进了车厢。黄明问了许多人，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成准强已经上了车，并同身边的一位乘客换了座位，坐到了过道边。

李永昌和一个同伴夹着曹大和也坐了下来，另一个同伴坐在他们对面。他们就坐在成准强的左前方。

台风削减了气温，车厢里还有十几个空座位，不算太闷热。

22点40分，火车发车了。

捆绑

“列车开出后，我听到我的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

成准强发在网上的这段描述被广泛转载，成为曹大和被捆绑前，行为是否对列车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重要证据。黄明也证实了成的描述。

成准强随后坐到了曹的对面，想安慰他快睡。夜已经深了，他也不希望总是被曹的大声言语打断睡眠。

曹大和光着上身，直接套了件夹克在身上，看起来有四五十岁。

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乘警又通知了列车长。

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询问了一下情况，决定要把曹大和绑起来。

“列车长总共问了三句不到，甚至没问他有没有什么疾病，就做了决定，太武断了。”成准强说。

他觉得无论是谁，被绑起来终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于是小声问：“非得绑起来么？”

“没问题！”列车长说，并用手一扒拉，把他推到一边。成准强是个略显瘦小的男子，而列车长是个高大，微微发福的四十多岁男子。黄明还记得他头发很短，“一副见多识广，‘大家都要听我的’的样子。”

列车长姓黄，至今没有人知道关于他更多的信息。

1994年铁道部颁布的《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第10章第125条规定：列车内发现有人护送的精神病旅客，乘务员应向护送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并予以协助。通常，在处理有人陪护、没有明显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时，列车方往往将看护人和精神病患者隔离在一个房间。

曹大和的同伴没有反对列车长的做法，虽然李永昌并不认为曹大和需要绑起来，他觉得他们三个人能把他安全送到家，但“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穿制服的‘大盖帽’，吓得我们几个打工仔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列车员拿来了六厘米左右宽的封箱胶布，和列车长一起绑曹大和。

曹大和没有反抗，他坐直身子，双臂紧贴在胸前，双腿紧并，直挺挺地任由捆绑。

“我想，他即使精神有问题，仍然记得服从穿制服的。”成准强说。

曹的上臂和胸部以及膝盖以下被缠绕了若干圈，宽度大概为7—10厘米。

被捆绑以后，曹不断挣扎，胶布很快开始松动，列车长又过来在他的手腕和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布。

很多人上来围观，黄明坐在车厢前部，大致看到发生的一切。他记得有个戴眼镜青年对捆绑提出异议，说这样做不行，但列车长拍胸口承诺负责。

这个戴眼镜的青年便是成准强，当时，两人并未交谈。曹大和死后，成与黄分别在网上发帖，黄看到成的帖子后，回帖“他说的都是事实”，并发了短信给成。

成打电话对黄说了很多声“谢谢你”，他感谢黄愿意出来作证，但黄认为真正该感谢的是成，因为“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缠得结结实实，被放倒在座位上的曹大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首先向坐在对面的成准强求救，“松开我，救救我！”曹大和不断冲着成重复这几句方言。

曹大和一边喊一边努力扭动着身体想挣扎起身，他的小臂被捆在身上，被绑住的双腕只能微微抬起，仿佛在作揖祈求。

成准强想起这个动作时，就会哽住说不出话，“他在求我，我却……”

成准强无法放开曹大和，车厢是公共空间，乘客要接受列车长的管理，但列车长的权力究竟大到什么地步，是否能够随意决定强行捆绑一个精神病人，成也不清楚。

他试着做更多的事情，他剥了橘子，一瓣瓣喂给曹大和，曹吃了一半，吐了一半。他又不断将手放在曹额前唱圣诗祈祷。

看客越来越多。有两个贵州老乡听到曹的大喊大叫笑了起来，因为曹在喊：“天塌了！杀人了！”也有些人低声抱怨曹“杀猪般的嚎叫”打扰到了自己的睡眠。不少人则是溜达过去看看，再回来聊曹的新情况，曹的被绑为这个漫长的旅行增添了许多谈资。

黄明不愿专门过去看曹，他觉得那样是拿曹的痛苦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上厕所时，他扫了曹一眼。曹的眼睛“很亮”，“像是在乞讨什么，让人看了心生怜悯。”但他“什么也没做”。

什么都没做的人还包括列车长和乘务员，他们一夜几乎没有来看过曹大和一眼。但 “他们不是看客，是渎职。”黄明说。

后半夜，曹大和喊累了就小睡一会，成准强也跟着打了几次瞌睡。黄明却一夜没睡，火车追着暴雨来到了广西，雨越下越大，他的包被车顶裂缝的漏雨打得精湿。这令他更确信这趟车不是他经常坐的1291次，觉得会“发生点不好的事情”的想法把他折磨得睡不着觉。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再一次捆绑

早晨7点多，泡面的香味在整个车厢蔓延开来。在遵义仁怀曹大和的家里，熊堂莲也在做早饭，再过一天老公就会回家吃早饭，熊堂莲心情很好。

车厢里接开水的人络绎不绝，但驻足看曹大和的人几乎没有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他的叫声，开始忽略他的存在了。”黄明说。

成准强也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他注意到，“这个时候，曹还是活泼的。”

9点多，列车长出现了，他看了看躺在凳子上的曹大和，说了句“（胶带）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相同的胶带过来。

成准强马上站起来反对，理由是“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

但列车长的质问令成准强无言以对：如果曹大和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成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但成准强的反问也令列车长焦躁起来：如果捆住出了事情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难题，精神病乘客伤人的新闻时有发生，该如何管理，《铁路旅客运输管理规则》也只是在原则上进行规定，具体该怎么处理，只能取决于每位列车长的经验和责任心。
列车长转向曹的同伴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

这也是列车处理精神病患者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成准强担心曹大和和他的同伴被赶下车，蒙受经济损失，遇到更多的麻烦，于是他走到一边不再反对。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开始再次捆绑曹大和。这一次，列车长将曹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曹的上衣已经散开，胶带黏住了皮肉，接着腿也被重新捆绑。

有位乘客提醒说，绑得太紧了。但列车长反驳，“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虽然此前一直在嚎叫，但曹大和仍然没有任何反抗，他安安静静地任列车长捆绑，“顺从地如同献祭的羔羊”。

这不是个吉利的说法，但成准强找不出更贴切的比喻。

被堵在过道上的黄明也看到了“列车长像裹粽子一样加厚加紧了几层不干胶”，“‘捆绑卫星’已没多大叫声了”。

“要出事！”黄明的直觉告诉他，他摸出手机，打算照相留个证据。但手机都掏出兜了，他打了一个激灵：唉，这种想法太不吉利了，说不定本来没事，自己这么一照，把坏事引来了。手机又滑回了口袋。黄明跟着散开的人群回到了座位。

死亡

曹大和的死亡突如其来，令所有人措手不及。人群散去10分钟不到，成准强发现曹伸在凳子外面的脚不断地抽搐，他走过去就看到曹大和已经脸色苍白，浑身虚汗。

李永昌立刻往曹家打电话，熊堂莲出门“耍去了”，曹的小叔叔接的电话。李简单地告诉他，曹大和很危险，要有心理准备。

成准强立刻跑到餐车，通知正吃饭的列车长：“曹大和可能会出事！”

“列车长依然浑然不顾地说：‘出了事，我负责！’我一听，立马指着该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成在帖子里回忆道。

成准强跑回车厢，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割开了胶布。但是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开始从曹的身上流逝，成给他喂水，他已经不能吞咽了，舌头开始变色，眼睛也不转动了。黄明注意到曹大和“面黄黑嘴紫青”。成准强摸了摸曹大和的脉搏和心跳。

都已经没有了。

一切发生在短短几分钟里。

这是成准强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一个人的死亡。

他想死命地去抓住曹的生命，“但生命如同细沙，从指缝流出，怎么抓也抓不住，怎么拉也拉不回。”十几天过去了，那种感觉仍然会在回忆起来时，随时压倒成准强。

此时，列车长来到现场，并通知广播找医生。喇叭里响起了一个急促的女声：“6号车箱有病人需要医生乘客的帮忙！”但赶来抢救的医生已经帮不上忙了。

成准强附在曹的耳朵旁边，大声喊道：“兄弟，不能死啊。兄弟，回来啊！”

兄弟。

《现代汉语词典》里对这个词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哥哥和弟弟；古代对同等宗亲的称呼；泛称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人。

但在成准强口里，这个词有着另一层含义。基督教认为众生皆是上帝的子民，众生间没有高低贵贱，皆是兄弟。

成准强的声音里逐渐带上了哭腔。

此时，曹家堂屋里已经慌成一团，只有刚刚进门的熊堂莲还挂着笑。家人想把熊支走，他们两夫妻感情很好，家人怕吓着她。

电话就在熊堂莲手边响了，小叔刚伸手，熊堂莲便拿起了电话。

“曹大和死了。”李永昌说。

熊堂莲愣了，李的口气很严肃，不像骗人，回头看家人，都红了眼圈。

只有她不知道。

李永昌听到电话里，熊堂莲“‘嗷’地哭了起来”。

一张从卧铺车厢找来的白被单，盖住了曹大和的面容。

黄明觉得很压抑，他走到车厢连接处想透透气。车壁上肮脏的烟灰缸里，不知谁插上了三支香烟，刚刚点燃不久。青烟袅袅。

后事

成准强立刻拨打了一家报社的电话报料，打110报警，并打电话请北京的朋友寻求媒体和律师的帮助。

学法律出身的他还不忘记掏出巴掌大小、掉了皮的记事本，请曹大和周围的乘客一一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曹大和的死亡需要证人。除了没有联系方式的，大家都留下了名字，大概有十几个。

他没给任何人看过本子的内容，他要把这个当作上法庭最后的证据。

中午12点，车到来宾市，曹大和成为这座城市一位特殊的来宾。黄明拍下了他遗体被抬下车的照片。

成准强也跟着下了车，虽然他的目的地是遵义，“但是情况已经义不容辞了。”他是见证曹大和死亡的人，是一晚上和他说话最多的人，是车厢上少数几个有能力帮忙的人。

下车前，他向留在车上的乘客深深鞠了一躬。

黄明说，这一躬，他受之不起。

在站台上，成准强再次与列车长发生争执，他要求列车长留下处理此事。但列车长说，自己要负责车上其他千余乘客的工作。每辆列车都应该有正副两名列车长，黄列车长声称，这趟1291次只有一位列车长。列车长最终还是没有留下。

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后，成准强和曹大和的三名同伴被铁道方安排住下。曹家人也随后被通知到来宾处理后事。

医院随后出具了曹大和的死亡证明，死亡的原因是呼吸衰竭，一位姓蒙的医生将上述内容写在了病历上。致死的原因要由刑侦方面负责查明，需要等待尸检结果。

28日，等待了3天的成准强在宾馆楼下碰到了曹的六七位家人，包括熊堂莲。铁道方并不希望家属与成过多接触，他们甚至当着成的面，用贵州方言告诉家属，成没有工作，不可信任。

但熊堂莲相信成准强，“他提起我老公死的时候哭了起来，一个陌生人要不是真心，绝对哭不出来。”　

通过几天的谈判，熊堂莲决定同意铁路方面的意见——12万元赔偿。曹的其他亲人都认为太少了，不肯签字，熊堂莲一个人签了字。贵阳客运段已经停了他们的免费食宿，熊堂莲觉得再熬下去损失更大。

9月30日，成准强两天前发的帖子被转到了天涯杂谈，标题为《成准强：亲历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10月2日，黄明也在天涯杂谈发表了《亲历1291次列车长把“异端”绑死》的帖子，在曹大和没有经过精神鉴定的情况下，他更愿意称他为“异端”而非“精神病患者”。他们在网上会面了。

贵阳客运段副段长慕泽君曾告诉媒体，网上帖子有一些说法不切合调查情况。列车长已经停职，正在接受调查组的调查。“请大家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结果的”。

但对于最终赔偿及谈判经过，他拒绝透露相关内容。关于此事目前的处理情况，他说铁路方面也还在等待月底的尸检结果。

曹大和过世后，虽然网上对成准强充满了赞誉之辞，多年与他没有联系的同学们也纷纷打电话赞扬他。但他把这些都称之为“谬赞”，他一直为自己没能挽回曹的生命感到愧疚。

每天早晨，他都会想起曹大和，然后痛哭起来。他开始认真考虑重新拾起自己的老本行——法律，他希望能多做些事情帮助曹大和以及与曹大和有相似命运的人。他说这是“赎罪”。

成准强的朋友，北京律师张凯在他的邀请下也开始关注并参与此事。他对成的看法并不认同，他觉得凡事只要尽力就好。

就他个人而言，他更希望通过这一事件能促进中国铁路管理制度的改进，至少也应该令世人有所关注和反思，例如对“同命不同价”这一荒谬的司法解释。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张凯背诵着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头，在这一点上，他与成准强没有分歧。

但这一事件的诉讼具体如何操作，要等尸检结果出来才能做决定，因为尸检将揭示列车长的捆绑与曹大和的死亡是否有直接联系，虽然这对曹已没有任何意义，但却关系到这位列车长未来的命运——是否承担过失致人死亡这一重大刑事责任。

10月2日，曹大和回到了家，这一天也是他30岁的生日。

这段旅行是曹经历过的最昂贵的旅行，因为长途大巴不愿意拉携带不吉利物品的旅客，曹的家人只好打车将他的骨灰罐从遵义送回仁怀，这一花费是800元。

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五，宜：沐浴、入殓、移柩、除服、成服、破土、平治道涂。
曹大和这一天入葬。

因为买不起村里的公共坟地，曹大和被葬在了自己家的耕地里。熊堂莲说，她不知今后自己该如何下地干活。

成准强在曹大和的葬礼后来看望了他，小小的土堆下，他的骨灰罐躺在空空的棺木中。

成准强把随身携带的《圣经》翻到《诗篇》第116章第15节。

“在耶和华眼里，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