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安
羌族传统民居碉楼，静静地立在主人的住房旁，用来储存粮食柴草，或者防御，
汶川大地震之后，它的坚固再一次被看成是羌人文化的最后守望
1746年，这是乾隆皇帝即位的第11个年头，在他统治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时清朝已经十几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
这年3月，一个叛变的消息传入紫禁城，这虽然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但他并未放在心上。
大、小金川土司叛变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历来都是少数民族混杂之处，自元朝以来，中原王朝开始授予当地的部族首领土司之职，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职位可以世袭。乾隆的父亲雍正曾经试图用汉族的流官代替土司，但没有成功。
从1737年起，四川地方官员就曾不断上奏大、小金川之间频繁的内讧，乾隆曾告诫地方官员说，只要他们不干扰内地，我们就乐得隔岸观火，这样才能“以夷制夷”。
但他没想到是，这场火越烧越大。1746年3月，大金川已经将战争的前线推进到了明正土司所辖的鲁密、章谷等地，距离打箭炉（今康定）仅四日路程，迫近进入内地的南大门，他这次才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以四川、贵州之兵，进剿大金川。
在乾隆看来，大小金川方圆不过数百余里，丁壮仅七八千人，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张广泗在平定相邻地区的苗民起义中，表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干，让他“治苗之法治蛮”，肯定手到擒来。
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乾隆是过于乐观了。8月，张广泗在向乾隆皇帝奏陈中称，大金川四处皆山，陡峻无比，而且叛军在险要处皆建一种独特的防御性建筑——碉楼，根本无法攻取。
攻碉难于克城
张广泗提到的碉楼，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其建筑者就是自秦以来就曾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羌人，碉楼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留在这里的鲜明印记。
至今，从在岷江河谷的松潘、茂县、汶川、理县，直到大渡河上游的丹巴、金川、马尔康等地区，高耸入云的碉楼依然随处可见。这里，被史学家视为“民族走廊”，战争无处不在，随时都会发生。因此，碉楼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战争防御体系。
当张广泗率军进入金川地区的时候，看到的正是这样的防御体系：金川境内都是陡峭的山地，叛军在险要之处设置碉楼，碉楼以石头砌成，像一个小号的城堡，形状像佛塔。碉楼有高有矮，高的十五六丈，矮的八九丈。
但正是这种佛塔式的建筑却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每个碉楼的四周高下皆有小孔，土司军队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以守代攻，游刃有余。
即使清军能够攻击到碉楼之下，又不得不面临如何进入碉楼的困难，因为碉楼的门、窗都设在离地面几米高的地方，而且极其矮小，成年人必须弯腰进入，根本无法展开进攻，却很容易被里面的人杀死。
对此，被清廷视为“平苗良将”的张广泗想尽办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绝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却无一能够奏效。
更令张广泗头疼的是，金川土司也极为聪明，每座碉楼的大门都设在离地面数米高的地方，门前放置一根活动的独木梯，供人上下。一旦抽走独木梯，入侵者想要进入碉楼，那可比登天还难。碉楼的门十分矮小，成年人要弯腰进入，门板坚实厚重，有多道带机关的木制门闩，极利于防守。
碉楼的窗口内大外小，敌人从外面爬进碉楼时根本无法施展开来和里面的人打斗，而里面的人却能轻易杀死敌人。即使敌人放火烧，只要将最下层楼板的开口盖住，碉楼底部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燃烧的柴草就会由于缺少氧而产生浓烟，反而呛了敌人。
所以，清军只能“半月旬日攻一碉，攻一碉难于克一城”，一直到1748年7月，清军损失过半，金川平定仍然遥遥无期。张广泗再次上疏朝廷，希望将战事转攻为守，清军同样修筑碉碉以防御金川叛军。乾隆思虑良久，认为此策不仅主客倒置，而且兵力财力也不允许，更会留下无穷后患，斥责张广泗另谋他策。
此时，整个朝廷都对金川碉楼一筹莫展。乾隆甚至开始病急乱投医，他听说御史王显绪父子熟悉金川情形，则命王显绪征询其父王柔破金川之策，王柔竟然建议请终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术以击贼碉，这让乾隆哭笑不得。
京郊的碉楼攻击训练基地
万般无奈之下，乾隆只能到自己的老祖宗那里去寻找经验，他惊喜地发现：“开国之初，我旗人蹑云梯肉搏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数，以此攻碉，何碉弗克？”
于是，他命令工部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山地上修筑了与大小金川相似的3座碉楼。从京城八旗内选拔精锐2000人，成立了香山健锐云梯营，每日进行攻打碉楼的操练。
1748年9月乾隆处死办事不力的张广泗，以傅恒为经略大臣，率包括健锐云梯营在内的两万五千名清军入川平乱，次年年初金川土司溃败乞降，头顶佛经立誓决不再叛。
为了庆祝胜利，乾隆下旨在香山八旗营房附近修建碉楼，每旗8个，有一个是“活”的，即内部空心，可以登临。其余七个都是“死”的，即内部实心，不能进入。再加上原来的3个，这就成了香山67个碉楼的实际来源。如今这些碉楼基本都还存在，但已经残破不堪。
从乾隆十一年以来，金川用兵近三年，兵至四万有余，耗银近千万两，而对手只不过是小小的土司，最后将罪名全部加到张广泗头上，这多少有些冤枉了这位良将，问题的关键却是碉楼强大的防御能力。
大小金川的战争虽然让乾隆这位“十全武功”的皇帝颜面扫地，但清政府却由此受惠。碉楼建筑被其直接用于中原王朝的防御体系，用到湖南以制苗，用到滇边以制“倮夷”，用到四川以制“生番”，用到川甘以制“回乱”。
这并不是碉楼第一次在中原王朝还魂。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托伦士1920年到四川省的汶川县、茂县等地考察时，就认为秦代成都所筑张仪楼，唐代边关名将李德裕在各地所修建的筹编楼，以至当时居住在成都平原的汉人为了防止土匪侵袭修建的碉楼，都源自羌人的碉楼。
羌人碉楼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它承载的是这个自秦以来一直徘徊在华夏边缘的古老民族的战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