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德国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中挽救了20万中国人的性命。72年后的今天，电影《拉贝日记》让我们再次凝视那座1937年的伤城
■本刊记者/余楠
电影《拉贝日记》最后一天的拍摄是在2008年2月5日。在上海松江的一片建筑工地上，拍摄从下午持续到夜里。万家灯火亮起的时候，剧组正在赶拍最后几个镜头。导演是德国人傅瑞安·加仑伯格，他非常理解中方工作人员脸上严肃的神情：明天就是中国农历除夕，而今天剧组拍摄的两场戏——日军活埋中国平民和中国姐弟找地方让父亲下葬——犯了中国人的忌讳。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已是凌晨3点，在农历猪年的最后一天，《拉贝日记》结束了四个月的拍摄。剧组为大家准备了红酒，特地加上了桂皮。既是庆祝，更为御寒。在上海户外零下6度的严寒里，大家拍摄了整整13个小时。关机那一刻，比导演更高兴的是制片人米沙·霍夫曼，从买下《拉贝日记》的电影改编版权到这个特别的中国除夕夜，已是整整10年。
德国人：我们一定要拍拉贝
2006年9月，王中磊的朋友乔凌将两位外国朋友带到了他面前。这是两位来自德国的电影人：制片人米沙·霍夫曼和导演傅瑞安·加仑伯格。
1997年他购买了《拉贝日记》的电影改编版权。第一次得知70多年前那个冬天发生在南京城的一切，以及拉贝担任主席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保护20多万中国难民所做的努力，两位德国小伙子都很震惊。二人的这次合作，正是打算将德国同乡约翰·拉贝亲历的南京大屠杀搬上银幕。
在与华谊兄弟接触之前，导演加仑伯格和自己的制片人已经以游客身份，在南京呆了一年时间。那天走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加仑伯格钻进了南京古城的小巷子。面对迎面走过来的一位身材高大、鹤发童颜的老人，他们相互点头问好。当翻译告诉老人他们来到南京是为了寻找拉贝的一些遗迹时，老人有些激动，他将加仑伯格一行请到了自己家里。
老人姓高，时年83岁。日军入侵南京时，他只有13岁。日军大肆屠城之际，他和母亲、兄弟姐妹一起曾经在一个外国人的院子里避难。“那个院子就在小风桥，广州街的角落。” 加仑伯格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几乎欣喜若狂”，老人说到的那处地址正是拉贝的住所。“就在那一刻，我对是否要拍这部电影的一系列问题有了答案，那就是一定要拍。”加仑伯格后来从中国朋友那里学到一个词：天意。
几天后，加仑伯格和霍夫曼出现在华谊兄弟的办公室，他们再一次跟王中磊谈起这部关于南京的电影。因为当时还没有中文剧本，加仑伯格把脑海中已经放过无数次的这部电影一点一滴地讲给王中磊。
1937年12月，那时的约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同时身为德国纳粹党员的他，还拥有另一个身份——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当日军对南京突然发动空袭时，拉贝在厂区支起一个掩体，上面覆盖着一面硕大的纳粹国旗，50多名中国平民在这面旗子之下安全逃生。这样一幅令人五味杂陈的画面在面谈那天令王中磊既感震撼，也心情复杂。那天长谈结束后，两位在中国一直努力寻求投资方的德国电影人击掌相庆：他们找到中国合伙人了。
获得审批的漫长等待远远超过了两位德国人的想象。他们后来才知道，那时除了《拉贝日记》之外，《南京！南京！》和另一部《南京浩劫》，几乎同时送到广电总局等待批复。按照通常的立项流程，剧本送交上去以后，15个工作日之内一定会有是否允许拍摄的答复。“但是《拉贝日记》等待了无数个‘15个工作日’。回想起来，他们当时一定非常恨我，觉得我没努力。”王中磊说。
中国人：我们无法说“不”
2007年10月17日，筹备半年多的《拉贝日记》正式开机。和德国人一起接受这场挑战的是40多位中国主创。
初次听到德国同行想要拍摄的这个故事时，执行制片人李小婉有些激动,“我们一直在说‘勿忘历史’，日本右翼政府却一直在否认。当时亲历这些事情的外国人去哪儿了？《拉贝日记》就是证明，这样的声音难道不该让它传到国际吗？”这就是李小婉后来无论面临什么艰苦状况，都坚持完成拍摄的“背后那个使命”。
在看完车墩等几个影视基地的布景后，导演加仑伯格摇了摇头：“这些跟《色·戒》太像了。”他担心如果这些场景拍进《拉贝日记》，未来观众会和他一样发现他们曾经在另一部电影里见过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基地那些场景不具备他期待的质感。加仑伯格对剧组提出“全部实景拍摄”。
“《拉贝日记》开创了中国电影在A类城市中心拍摄的先例。”李小婉说，为了协调上海、南京这些拍摄场地，她“拍摄前后这一年，在天上飞了上百趟”。片中拉贝任职的西门子工厂取景地是上海龙华机场改造而成，日本使馆是在上海作协，南京城门是真实的南京城门，这是第一个获准登上城门拍摄的剧组。拍摄之时，城门之上的48根灯杆拆卸一空，为了逼真，城门城墙全副武装，包上了战备防护网。片中劫后余生的“南京废墟”取景地同样是实景，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片建筑工地。
中方主创在拍摄背后付出的努力，外籍制片人和导演并不完全了解。语言障碍是交流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德国和中国，还有来自英国、奥地利、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剧组成员，在多国部队式的剧组，每天的工作语言不少于6种，高峰时期剧组光专职翻译就有20多人。当拍摄进度因为场地或者演员等原因暂时难以推进时，不明真相的外籍负责人曾质问李小婉这些中方同事：为什么你从来不说“NO”？如果当初你们说“NO”，我知道这样不行，就会想另外的办法！中方回答：如果当初我们说“不”，就不会有这部电影！
日本人：忏悔无门
香川照之，这个日本演员的名字对于一部分中国影迷来说并不陌生。在姜文执导的《鬼子来了》里，他就曾饰演过一位日本兵花屋小三郎，那部电影的出品方也是华谊兄弟。在《拉贝日记》里，香川照之再次出现在了中国观众眼前，这一次他饰演的角色是朝香宫鸠彦亲王，既是裕仁天皇的叔叔，也是围攻南京的日军指挥官。在片中，这是个阴险毒辣的角色，某种意义来讲，正是他令南京后来的事态发展成为一场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
这是44岁的香川照之第三次在中国拍片。在《鬼子来了》之后，他还在霍建起的电影《暖》中扮演哑巴一角。与前两次在中国拍片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不同，这一次香川照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拉贝日记》在日本已经被禁止上映，日本部分媒体和舆论也对香川照之严厉批评，更不用说来自右翼势力的死亡威胁。
“当初我在演员表里看到香川的名字时，真的很佩服，这人真是个爷们。”中方出品人王中磊透露，《拉贝日记》的宣传活动中将看不到香川照之的身影，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保护，《南京！南京！》在某些城市点映时已经有情绪过激的中国观众让日籍演员处境尴尬。
《拉贝日记》上映前，王中磊去他经常光顾的日本造型师宫武那里理发。在店里，中国员工告诉宫武：最近您出门时最好说自己是泰国华侨。宫武问为什么，大家笑而不答。他不知道，《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正在上映。那一瞬间，王中磊心中的感觉难以名状。这样复杂的情感曾经同样出现在《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心里。
姜文本人难以否认香川这些日籍演员的敬业。在片场，他们按照导演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导演的创作意图，拍摄那场摔跤戏时，日本演员把锁骨摔断了依然坚持拍摄。收工之后，姜文会和日本演员一起吃饭聊天。几杯冷酒下胃，姜文也会看不清眼前的日本人究竟是演员香川照之，还是侵华日军花屋小三郎。酒桌之上经常能看见姜文指着香川大骂，酒醒之后，姜文心里也非常矛盾：这些都是很好的日本演员，人也非常好，可是一想到从前那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克制。
尽管在日本遭到了禁映，但《拉贝日记》如中德影人所愿，走进了海外其他国家的影院。在四月初，德国、法国和美国已经公映。德国媒体在标题中写道：“《拉贝日记》让德国人知道了南京。”年底，该片将在欧洲更多国家公映。一个四个小时的电视版本也将在电影放映结束后，在央视电影频道与观众见面。
就在这个令很多中国人心情沉重的4月底，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奉献供品。在中、韩等国的历史伤痛面前，日方当局一如既往视而不见。假如美国人在教科书里告诉孩子，从没投放过原子弹，广岛和长崎的那些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不知道大和民族的麻生们，他们同样隐隐作痛的伤口几时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