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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困惑为何没有答案
 
洪振快 

　乾隆七年（1742），四月初一日，紫禁城太和殿，323位考生参加一场规格最高的考试———殿试。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试题也是皇帝自己出的。皇帝向考生们提了一个让他烦恼不已的问题：雍正年间实施“耗羡归公”改革，暂时解决了地方办公经费不足和官员收入偏低的问题，然而事过十多年，现在问题又重新出现，和改革前没什么两样，所以有人提议应该恢复“耗羡归公”之前的做法，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办？

　这一年，乾隆31岁，还是一个年轻人，他读了不少儒家的书，接受了圣贤的教诲，很想做一个明君，因此，他诚心诚意地想听一听他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于是利用了策问天下考生的机会。在乾隆看来，这些考生来自民间，所以了解底层疾苦，还未进入官场，所以还没有沾染官场敷衍恶习，而且他们说起来也算是帝国的知识精英了，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也许能够听到真话，或许还有比较好的建议。

　然而，考生们的回答让他很失望。在当月的公开讲话中，乾隆多次表达了他的失望。之后，乾隆又把这个问题抛给帝国的官员们去讨论，但还是没有人能够给他满意的答案。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超出18世纪中国智慧所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乾隆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一个中国历史的死结：帝制中国的改革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改革很容易回到起点。

　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历朝历代，曾有过许多有名的改革，如唐代杨炎、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清代雍正主持的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经济改革———更准确地说，只是财税改革。改革有些取得了一定成效，暂时解决了部分问题，纾解了官民冲突，延缓了王朝的衰落和灭亡。有些改革没有取得什么成效，王朝就会亡得快一些。每次改革，官吏集团内部都有激烈争议，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此消彼长。

　但是，不管改革还是不改革，不管改革是否取得成效，都不能改变王朝灭亡的命运。如果要追究其原因，根本所在，就在于财税改革只是暂时扼制了官吏的贪婪，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利用权力侵夺社会财富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公、官民冲突问题。所以，这种改革的成效极其有限，不用过很长时间，就会回到改革前的起点。

　雍正主持的“耗羡归公”改革，当时被认为是成功的。此前地方办公经费不足，官员正式收入较低，因此，自清初起，尽管顺治、康熙曾严令禁止官员收取“火耗”———在征收钱粮时，以零散税银熔铸成大块银锭时有损耗为由乱收费。康熙心知这种情况不可能完全禁止，但又不想将之合法化而使自己背上加赋骂名，有碍自己仁德君主的声誉。雍正比较务实，不像康熙那样要虚名，所以决定实行“耗羡归公”改革，将官吏私收的税银合法化，实即改费为税，加收的税银用于补充地方办公经费不足，和增加官员的合法收入———即实行“养廉银”制度，以较高的收入激励官员廉洁，制止税外收费的乱象。“养廉”的标准是各省官员自己商议并经雍正批准的，所以，这是官员们自己认为可以保持廉洁的标准。

　但是，雍正改革过后不过十来年，事情就回到了“耗羡归公”改革之前的旧局面。乾隆继位之后，再次面对棘手的问题，使自己深陷矛盾之中。因为乾隆继承了两份政治遗产：祖父康熙的“仁慈”，和父亲雍正的“严厉”。乾隆以祖父康熙为榜样，很看重“仁慈”的名声。但现实出了问题，不改不行，这使他深感困惑。然而，无论是进士还是现职官员，这些帝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都不能解开他的困惑。

　实际上，乾隆的困惑是一个超越18世纪甚至二千余年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难题，是一个按照帝国政治逻辑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对改革来说，重要的不是改革还是不改革的态度，而是改革的内容。显然，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彻底改革政治，取消皇权专制，然而这却是改革的前提，所以，它自陷于一个无法克服的逻辑困境。而在皇权专制无法制约的前提下，改革也只能是进行一些经济，特别是财税方面的调整，这种调整自然难以摆脱“黄宗羲定律”的制约，也使乾隆陷入难求答案的困惑。

　洪振快 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