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语：
令人遗憾的是编发这篇稿件的时候，还并没有注意到富士康连跳事件的影响，所以只描述了李立三的爱情故事，没有着更多的笔墨去溯源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的努力，而很多李立三当时的观点和主张，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值得回味。
李立三说，首先是“工会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决定。（群众同意才做）。共产党虽也可以决定，但是只有通过党员的宣传、说服群众，使群众自己相信党的决定，才能把党的决定变成群众的决定，而不是党决定如何如何。那是命令主义。所以说，民主是工会的灵魂，没有民主，工会就成了一具僵尸，死架子。”
第二是“工会的事情要工会会员大家来做，要工人自己拿钱来办。”这样工会就不需要多少脱离生产的干部，每个会员都做工会工作，工人就会感到工会是自己的了。
第三，“工会是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因此工会工作是为工人某利益的。”工会必须关心和照顾好工人的生活。工会工作就是要帮助行政关心工人，与官僚主义做斗争。
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李立三出人意料地遭受了批判。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曾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结果毛泽东尖锐指出全国总工会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
李立三的后半生，从此步入了另外一个轨道。
血色浪漫李立三
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因为自己不到4个月的错误，他遭受了近40年的排斥与冷遇，而他的国际家庭，亦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本刊记者/王妍 本文编辑/罗雪挥
生于1899年，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立三”是他革命生涯中30多个化名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因为长期被视作“错误路线的代表”，如今已鲜有人知道他曾是安源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上海“五卅运动”的总指挥，以及倡导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30年6月，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李立三过高估计了革命运动发展的势头，认为中共的任务应当是立即准备全国性的革命举措和主要政治中心的武装起义，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
左倾的“立三路线”在实践中很快碰壁，红军和地下党组织都遭受到重大损失，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李立三随即做了深刻检讨，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前往莫斯科。他在苏联“肃反”中遭陷害入狱，22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
1946年，李立三回国，先在东北局做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建国前夕重新回到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建国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等职务，主持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但他不久便受到批判，在文革中更被诬为“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最终被迫害致死，1980年方得以平反昭雪。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站在毛泽东右手边第二位的李立三，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巨大喜悦和欣慰中，他无论如何不会预知自己未来二十年间将面临的接连打击, 直至他被迫蒙冤走到人生终点那一刻。
他的苏联妻子李莎此刻也应邀在观礼台上目睹了盛典，和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站在一起，包括一些苏联贵宾在内。出席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苏共高层，而是文艺界知名人士，这反映了中苏关系的微妙。直到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苏联才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政府正式断绝外交关系。
“父亲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与国家的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冷热同步。” 现年67岁、仍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是李立三与李莎的长女，出生在莫斯科，并在莫斯科读完中学。2010年，乍暖还寒的北京，李英男在她的办公室中，向记者回顾了父亲命运多舛的一生。遗憾的是她现年96岁的母亲李莎，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未能接受记者的访问。而此前只要身体许可，她总是乐意向人谈起李立三，目的是希望自己口述的那些活生生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记住他。
因王明、康生策划，深陷“肃反”囹圄
1930年末，共产国际勒令李立三赴莫斯科“述职”。此后，他被留在莫斯科安排在列宁学校研究班，目的是继续接受批判。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人们对他避而远之，李立三不得不忍受巨大的心灵负担，在悔过与孤独的阴影中度日如年。幸好在这时他遇到了俄罗斯姑娘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活泼开朗的她最终被这个中国革命者吸引。1936年， 22岁的她与37岁的李立三结婚，婚后名为李莎，从此两人就共同生活在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共产国际“留克斯”招待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在此期间，李立三主要负责编辑由共产国际出资并主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同时还秘密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通讯编制、译解密码。
当时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许多革命元勋、红军将领等被戴上了反党托派、反革命外国间谍等帽子而锒铛入狱。留克斯招待所里的气氛也日趋紧张，夜间常有黑色囚车停靠在门口，邻居们神秘地一个个失踪了。1938年2月的某日凌晨，两名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内务部人员闯进室内逮捕了李立三。第二天，共产国际便开除了李立三党籍。
李莎坚信丈夫的清白。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李莎坚持不肯与丈夫划清界限，最后主持批判李莎会议的人威胁她，你是要你的李明（李立三的另一个化名）还是要团证？李莎毫不犹豫，她将团证掏出来往桌上一扔，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会场。
而人一旦被抓走，苏联内务部是不会主动通知犯人家属的，如果自己不去找，有可能永远下落不明。李莎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监狱，在李立三被捕半年后，她来到塔岗卡监狱，惊喜地发现李立三被囚禁在那里。李立三当时被关在一个有几十名犯人的大牢房里，接到妻子转来的50卢布，久已绝望的他毫无顾忌，高兴地放声大哭。
李立三挺过“肃反”高潮，终于获准出狱，但其被捕及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真相大白。苏联解体后，原内务部档案部分对外开放，李英男和母亲李莎开始赴俄罗斯查阅李立三档案，证实了李立三被捕是王明、康生一手策划的结果。其中一项罪名是李立三参与翻译和编辑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文献时，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从共产国际的档案看，王、康的指责是无中生有，把翻译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不同译法或文字修辞说成是“有意歪曲”“篡改原文”，例如李立三在审订时将文中的几处“恐怖主义”修改为“恐怖主义党派”，被认为是“把帮派说成党，有意美化抬高这些人身份”。
1993年，在俄罗斯卢边卡查阅档案时，俄罗斯官员曾问李莎，要不要替李立三开具一份正式的平反证明，李莎当场就谢绝了。在李莎眼里，俄方开出的所谓“平反证明”一点价值也没有。
李立三1946年1月回国前，在莫斯科与妻子李莎、女儿李英男留影
再陷政治斗争
出狱后，共产国际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却没有撤销，同时不允许他回国，使得他在苏联沦为普通的中国侨民。194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通知李立三，中共“七大”将他再次选进中央委员会。对于当时连普通党员都不是的李立三而言，这简直不可思议。这种情况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李立三提名，使其最终顺利入选中央委员会。
1946年，李立三终于回国，这是中共中央向苏联交涉的结果。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他是16名政务委员之一，一度享受副总理级待遇。此时李英男和母亲也从苏联辗转来到李立三身边。李英南那时还不到十岁，在她的记忆中，这个时期，“父亲很有信心，做了很多工作，日日夜夜几乎看不到他人，到各地视察开会”。
全心投入工作的李立三没有料到他将再次陷入风波。在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出人意料地遭受了批判。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曾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结果毛泽东尖锐指出全国总工会存在严重失误和方向性错误。
李立三被解除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职务。谈到这段历史的起因，李英男认为：“在总工会期间，我父亲和刘少奇的主张一致，而高岗当时是工会的另一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赞成高岗，但是我父亲始终不认为自己错误。后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会的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找到我父亲，让他代替刘少奇担当工会工作发生问题的全部责任。”就这样，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查，被迫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该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李立三的名字被从部长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是罢免了他的劳动部部长一职。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此前李立三不惜将自己作为“反面教员”，他准备了一个很长的发言稿，毛泽东阅后非常满意，只改动了个别字句。在“八大”上，李立三从“立三路线”开始，坦率地进行了自我解剖，受到了好评。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曾著文记述，据说郭沫若听到这个发言时，眼里流出了热泪。
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中共“八大”闭幕后不久，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时，又把李立三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并列，作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典型。李立三写信给毛泽东，在他据理力争下，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李立三的名字被删去了。
李立三的另一大“罪状”来自于他的国际家庭。中苏蜜月期，李莎的身份尚不敏感，中苏关系恶化后，李莎的国籍问题就成了攻击李立三的靶子，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让李莎转入中国籍。李莎痛苦抉择，那个时候放弃苏联国籍无异于叛国，也意味着她将永离故土和亲人。待她终于下定决心，入籍中国的过程却又并非一帆风顺。李立三不得不求助于老朋友陈毅，才最终得到解决。
1954年李立三、李莎在北京
1966年8月,最后一张全家合影
自杀之谜
李立三的处境日益危殆，特别是在揪斗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运动开始后。当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让他揭发刘少奇以便将功补过的时候，李立三坚称在他与刘少奇共事的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文革中各方也都来找李立三“要材料”，让他贡献老干部的“罪行”，因为李立三曾是中共党史上重要的人物，掌握很多情况，但是李立三坚持不做伪证。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此后揪斗李立三的风浪愈来愈猛烈。一个全国性组织“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成立。李立三有一次痛苦而绝望地说：“你知道吗，李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李莎非常愤怒，也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告诉丈夫：“如果这些事发生在苏联，我们早就被投入监狱了。”看透事态发展的李立三默默看了她一阵，什么也没说。李英男告诉记者，文革开始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但他认为政治运动的规律就是一开始放手，后期就要甄别，“他心里总是希望到最后能给他正名”。李英男总结，父亲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是一个很有革命理想、并能从理想得到安慰和快乐的人。而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李立三曾明确对他人表示过自己绝对不会自杀。
1967年6月19日，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带走了李立三。李莎为他带上了他二十多年来未离开过的安眠药，但不超过三天的用量。同年7月4日，造反派在华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并说是他的“特务上级”李莎指使，意图灭口。
关于李立三自杀的经过一直存疑，直到1983年，有关部门还进行过追查，但都没有结果。医院检查证明李立三是服用大量安眠药致死，但当时安眠药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据说有人看到他服药，不过没有人制止。而他6月22日上午吞服安眠药，直到中午才被送到医院，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另外死亡记录上说，李立三身高1.65米，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了10公分。李英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不接受父亲自杀的结论，只同意“受迫害致死”的结论。
李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李莎被关进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8年的囚禁岁月。而包括李英男在内，李立三和李莎的两个女儿，以及李莎的好友赵洵、林利等都在“李立三特务集团”的罪名下相继被投入秦城监狱。历史的戏剧性在于，李立三当年在苏联的监狱里提高了俄语水准，李莎则在中国的监狱中提高了汉语水平。遗憾的是她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本字典，除了写交代材料，也无法得到纸和笔，所以至今只能阅读，却没能够学会书写汉字。
李立三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登记表上写着“自杀者李明”。他的骨灰“无人招领”，和一些无名者以及盲流等人的骨灰一起埋在了北京东郊。
在胡耀邦的帮助和敦促下，1980年3月20日，李莎生日那一天，她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举行了“李立三同志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
平反后，李莎重返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一直坚持工作到82岁，成为中国著名的俄语教学专家，并于1983年起，连续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9年，以李莎为口述主角的纪录片《追寻爱情的远行》由外研社发行。年逾九旬、受尽磨难的李莎在片中表示，她不愿按下能够回到过去的时光按钮，试图改变什么，“这是命运，命运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的这是最重要的。”
如今，中国公民李莎定居在北京，已在她的第二故乡生活了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