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语：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闯关东”家族史。作者郭春生，从爷爷那辈起，“一门五壮汉闯关东”。而在三年饥荒期间，郭春生的父亲又领着一家老小踏上了赴关东的路。这是一篇读者投稿，也是《往事》从未尝试过的平民记录,每次读，都不知不觉地投入进去，随着主人公一家的命运悲喜。

   编辑时，曾起了个冗长的题目《民间记忆：1960年山东汶上移民》。后来，题目被改为大饥荒年代“闯关东”，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连1989年发生的事都完全不知道了，何况是1960年代。虽然那个年代，饥荒曾导致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那个年代，离现今也只是半个世纪。

    那个年代，郭春生一家幸运地成为了“移民户”。只是这段历史，至今也仍然无法找到档案史料印证。多少往事成为了口头记忆，亲历者的兀自感喟。

     

 

                                  大饥荒年代“闯关东”

                                                

“半个多世纪过去，惊动两省、涉及户达几百、人以千计的大事件，从未见诸正式报章，遑论史书……于是操觚，写成此文。虽凭记忆，亦不敢妄加穿凿。也许能够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文/郭春生   本文编辑/罗雪挥

 

 

编者按：

   “闯关东”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迁徙人数最多的移民运动，特指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贫苦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300多年间，上千万人为求得一线生机，离乡背井，逃荒东北。

    1960年代，山东等大饥荒重灾区，老百姓又重蹈祖辈“闯关东”之路。广袤的东北大地接纳了这批至今依无法统计确切人数的移民，历史记录却沉默经年。

    本刊电话访问研究山东移民历史的山东教育学院教授刘德增，他表示，大饥荒时鲁西南是重灾区，确有当地老百姓为了活命，以“盲流”的身份“闯关东”。

    而本文则记述了位于鲁西南的汶上县，在大饥荒年代有组织地移民东北的历史。本文是一篇读者来稿，作者郭春生系辽河油田退休语文教师。1960年全家从山东汶上县城关公社东门大队移民至辽宁清原县英额门公社孤山子大队。现今的清原县英额门镇镇政府，向本刊证实确有山东汶上移民一事。郭春生并随稿附上了孤山子、丁家街移民户户主姓名、汶上原住址及移民时的家庭人口统计清单，共约30户，涉及约180人。

    一个亲历者的1960年记忆，续上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闯关东”的历史。

                  

                    1966年1月，作者父亲作为移民户购买房屋的房产证明

   

    1960年，农历晚春四月，山东省汶上县有来自城关镇、军屯等公社的三批移民，分乘三列火车奔赴辽宁，这些人的正式身份为“支边户”。他们分别在辽宁清原县的英額门、南山城、湾甸子等公社，以及沈阳市于洪区的杨士、下沙等地安了家。当时笔者已是十八岁的七尺男儿，那三批移民洒泪抛离故乡汶上的场面，不时在眼前淡出淡入……

 

                                  移民马上就得走  

    1959年，父亲跟着“卫星营”开赴南门外扎寨。“卫星营”就是公社抽调各队劳力，集中一起吃住，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任务是突击完成某项农活如抢收地瓜、深翻土地。

    我在离城十八里的次丘读中学住宿。家里俺娘领着两个妹妹天天就靠生产队的大食堂喝一口地瓜面稀汤。大食堂散了，父亲、大妹也回来了，全家只好靠自己的能耐了——妹妹们偷了好几把大马车上的运往梁山的棉花种，吃得上吐下泻差一点丢命；二妹浮肿眼看危险，这时，黑龙江运来了成坨的糖渣，她们熬过来了！

    1960年5月初的一个下午，班主任领我们拉一辆木轮大车出去给校田地拾粪——1958年冬天，我们班的卫星田不上不下报了七万斤，到了1959年初夏割麦，却只打了半笸箩几十斤，班主任差一点被“拔白旗”。虽然今年不是那么紧张了，但无论如何不能落在别人后面。

    太阳落时，我们进了校门。突然，父亲从传达室迎了出来，拉我到墙下，神色慌张道：“移民！今天批准了咱家移民下关外，你赶快……明儿一大早到济宁上火车……”

    “移民？怎么说走就走？”我听懂了又像没听懂。父亲看出我的惊愕，语无伦次地解释道：“这是最后一天了，有一家成份不合格不让走了，你娘差一点磕头，求了这个逃活命的门路，你快去弄转学，还有户口，半夜也要赶回家！我得走，家里乱了营了！”

    晚饭后，转学证很快开出来了。开户口要到公社去，同学田延福陪着我，进了公社院子，却遇到了麻烦，公社里的所有干部都到西温口搞阶级教育，听豫剧《血泪仇》去了。我们回到宿舍，头朝里躺在通铺上等着戏结束。同学们都睡了，我俩谁也不说话。月亮正射进来，南床的同学都在月光里，北床的都在阴影里。鼾声可闻，我却不忍喊醒任何一个和他说句话。等我拿着户口从公社回来，月亮转过去了，屋子里一片漆黑。

    天一亮，我背起行李夹着书包就要走，生活委员说，早饭还有我的份儿。我吃着一把黑地瓜干儿，趁便和同学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竟然不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了——顾不得话别、竟没有留恋，我连班主任也没再去找，直接跨过东壕沟，上了大路。

    往北三里路，就是我的老家前店村。时间再紧，我得告诉我的孤苦伶仃的大娘。进门喊了一声大娘，一看，哭了一夜的大娘都坐不起来了。原来父亲匆匆交代几句后，连夜走了。大娘抓着我，抹一把鼻涕甩一把泪地哭道：“儿啊，咱不走，下关外都是什么人啊！饿死曲里蟮（蚯蚓，汶上方言）也饿不死咱娘俩啊，要饿死咱就一发（一起，汶上方言）死呀！”大娘的户口没和我们在一起，走不了！我扶着大娘道：“咱逃几口算几口吧，插下脚了，我就来接你……”这时，我把棉袄行李、正用的课本、文具，全扔在筛面柜上，好像是出门几天就快回来似的，又像是后有追兵，竟没有什么难舍难分，跳过矮墙，拔腿就跑。

    走到郭家洼，遇见了前店赵家的三妮儿，她进城想偷买点度命的谷糠，正巧在我家投宿。她远远就喊：“哥，快别回家了，恁家都上书院操场了！恁家啥都没有了，破桌子旧床不要了，连笤帚都让人家拿去了，白瞎了一个炭炉子还通红的火！快吧！直接奔书院操场，可别赶不上啊！”

    我从西门进城没奔东门的家，从曹家街直接往书院小学跑。操场上，男女老少、包袱行李，你喊我叫、卡车突突，一家一堆、一家一窝。满眼是人又谁也找不到。突然，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你还来呀！”回头又喊，“我家齐了，上车行了吧？我家几号车啊？”

    我这才看见坐在行李上抱着小妹妹的娘、拎起被窝的大妹妹。怎么，还有三舅？三舅已经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俺娘把他从敬老院接来，才得以活到现在。他躺在地上，脸色蜡黄。全家人见我来了，一下子全兴奋起来。原来我家排号的车早就安排别人走了。管事的正训我父亲：“啥？人没齐你别走了！”刚好我也到了。好说歹说，突然听那人大喊：“上这辆啊！”我们赶快扯东拽西，捡锅抓碗，扶老递小，爬上已经拥挤不堪的大卡车。没等站稳，卡车猛地启动，一车人顺势一个趔趄，就这样，卡车鸣着长笛，摇摇晃晃驶出了人海。

                        

                      1967年1月，在孤山子村拍全家福，后排中为作者郭春生

                                        

                                   路上走了三天  

    我没见过火车和火车站，不知道还有什么卖票处、候车室。我们就在一个望也望不到头的大席棚里，用行李围个圈儿把家安下。究竟多少家庭多少人口，哪是邻居、哪是熟人、哪是干部，什么声音、什么气味、什么时候，灰蒙蒙一片无处找寻。棚顶一点儿亮光是电灯，嗷嗷吼叫的是火车。大喇叭时不时唱着到后来才知道的风靡全国的《朝阳沟》……

    几个月没见粮食，临动身，家家都把发给的混合面弄成了干粮，到这时，大人孩子，吃了还吃，啃了还啃。打着嗝儿，反着酸水，回头看看凉锅饼，还是想吃。和我们一样喝水啃干粮的病舅舅妄想：“我想喝口热汤……”他哪里知道，找地方打开水都不容易哩，到哪里弄口热汤呀！

    这时，大妹妹想起，她们曾经壮着胆走出大棚探看，敢情棚外面就有人家。好像还有盘碾子。不是还有发给的玉米吗，走，推碾去！

    走不远，咦！真的有盘碾子啊！手当笤帚摊开玉米赶紧推，还心惊胆颤听大棚那边的风吹草动。轧完了糁子，又去捡草棍儿席片破蒲包。回到棚里，三块砖头支上锅，抱来一暖壶水，这就烧起汤来——原来前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家家交铁献钢，俺娘急中生智，趁着来人不注意，把一口两耳小铁锅卷进了门口的（站）立苫子，现在带了出来，还真有了用处！

    这边刚一冒烟，那边就一声大喊：哪里点火？顿时棚内大乱，人声鼎沸。见事不好，俺娘急忙把没开锅的汤端下来抬脚就去踩火。管事的来了一阵怒吼，俺娘一番赔礼。乱糟糟的声音里，这事就算拉倒了。

    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昏沉沉蜷着身子正想打盹儿，忽听有人大喊：“赶快！要走了！”紧接着大棚里跟着大喊“走了，走了！这回是真走了呀！”此刻，大棚里像是冲进了狼群，一时炸了窝。人们扛着、背着、拽着、搀着，摸黑跟着人流踉跄着跑。挤过去了，却是黑黑的火车挡道，人们就跟着火车跑。火车“嚓嚓”地响，电灯渐渐地远，不知道究竟跑出去几里地，反正是爬过石子堆（那是路基），又一蹬一蹬地走楼梯（那是枕木）。忽听人喊：“就是这呀！”灯光里，看见一长溜两边过堂开门的黑乎乎的“火车房子”，你拽我爬地上去，听说，这就是闷罐车。

    有人高声唱名，有人爬上爬下清点几家几口；有人递过来苇席，卷成筒儿放进去尿罐；有人告知死窗户不透气不能关门，关门怕闷死人，开门又怕孩子掉下去就没命……惊恐、好奇、喊叫，席地而坐又紧往里挪。一家一堆，伸头、竖耳、斜觑，聚精会神又像等着什么。你挤我靠，过堂拉门大开。突然，嗷地一声长鸣，咔嚓一震，火车动了！

    远处的灯光在往后撤，凸凹的黑影也往后撤。

    天亮了，天黑了，月亮明晃晃的。火车走走停停，人们睡睡醒醒，不知道下面是哪省哪县，谁还顾得看什么桃红柳绿！这就是下关外吗？山海关呢？一代一代求生逃命的山东人，只要越过山海关，也就看见了饭碗。下煤窑，进密林，刨黑土，淘黄金。“有心想回关里家，舍不得土豆大角瓜”！关外是关外人的关外，该也是山东人的关外吧！

    老天真的不难为有心人，赶在白天，又赶巧停了车，不知是谁说了句：“山海关！”男人们反应最快，直腰伸脖，把门探头。可是除了一道道有弯有直的铁路，就是一列列冒烟喷气的火车，哪有想见的山海关呀！等到车又开起来了，失望的人们才想起来议论。闷罐车上自有能人：“火车能从关底下开过去吗？你怎么不往远处看啊？高高的城楼子就在东北那个方向呀！”这么一说，我真后悔，留下了天大的遗憾！ 

    车到了大虎山，慢慢悠悠停在了车站里面。说是都下车，要开晌饭了！啊？还开饭？在汶上临走时，不是发给混合面了吗？还开饭啊！

    不用再爬上爬下地就走出了车厢，这么大的大平台（这叫站台）！平台上，每隔几步就是一个放饭的点儿。每人放给两个花卷，半碗炒荀瓜（西葫芦瓜）。这得有两年没见过白面干粮了吧！谁家吃过这么香的炒菜啊！吃完了交回饭碗，还不要钱哎！                                                          

                                     “不着急，慢慢吃”    

    我们的落脚地是辽宁清原县英额门公社孤山子大队。这里早就做好了接待移民户的准备：每五家腾出一户的房子，安排些锅碗瓢盆，准备了柴火烧热了炕。朝大道的后窗户上，天天晚上都要点上煤油灯，随时到，随时迎接。

    5月11号，下去了几车人以后，火车停在了英额门小站。我们就在这里下车。等在那里的秧歌队唱起了“二人转”，几挂马车直接上了站台。黑影幢幢，摩肩接踵。也许是赶车人豪爽不见外，也许是等得不耐烦，他们见人就叫上车，见东西就往车上拎，掉头就往站外赶。出了站，离了镇，上了道，过了冈，进了一个村子。

有人喊：到食堂吃饭去！走进一溜四间草房的饭厅。按照东北当地“坐席”的习惯，四个人一桌，一盘一盘地上菜，土豆丝、白菜片儿、干豆角、酸菜粉儿……管吃管添。汶上劝客人是“快吃啊”，这里劝客是“不着急，慢慢吃”。我们“慢慢”地风卷残云坐完了席，谁也没在意队长讲了什么话，又拖儿带女、疲惫失态地去找还不太记得的“家”。

    我家就住袁大娘家。老两口解放前从曲阜逃荒过来，遭瘟疫死光了六个儿女，好在老两口身板硬朗，大爷干活挣工分不比别人少。我们认了老乡，人生地不熟，全仗他们照顾了。

    队里按人口发了饭票，天天到食堂领苞米面大饽饽。因为要等队里开了介绍信才能去上学，我和父亲一起天不亮就去食堂吃早饭，然后跟着“打头的”到北冈去种地。山上树绿，沟里水清。落叶松新叶的芳香沁人心脾，大雁也忙着往东北飞。中午有大马车送饭，大笸箩里盛着高粱米红小豆干饭，散出的香味能把人打晕。我相信，真的有天堂，我们从人间真的来到了天堂……

    我大娘呢，我大娘不会饿死吧，她只剩一把胡萝卜缨子……不会……她床后墙上挂个破篮子，破铺衬烂棉花里，还藏着老枣树上的几捧干枣儿……她说一天最多吃三个……一定不多吃，能撑到队里割麦子……

    5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发给移民户的红碎花面的棉被，拿着介绍信和转学证，要继续去读中学。我找到清原三中，进了教导处，才知道汶上军屯移民来的七位同学早已上课了，他们安家在南山城公社，还是一列火车来的呢。

    转学那天，一轮落日正要沉下，少有光芒，不像家乡又大又圆。后面中学大喇叭正播放歌曲，在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恰好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那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我心里忽然一阵酸楚，眼泪泉涌。为什么？不知道。关里、关外，挨饿、饱饭，生活突变、环境突换，不认识的人，不会说的话……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才一起涌上心头。我好像站在南极冰原，四下无助。以至于多少年后，我听到这首歌，没有一次心里不难受的……

    学生吃饭应该有定量，但这里的中学粮食够吃，高粱米小豆饭随便买，偶尔有馒头、米饭。我又一次享受到天堂的美好，忘了一顿一把又苦又涩的发霉地瓜干儿了，忘了地瓜秧子、糖萝卜渣了，也忘了大娘吃粗谷糠上不了厕所了！

 

                      

                          父亲郭廷玺,1967年1月，摄于孤山子村的“新家”

 

                                     余下的话   

    吃了多半年的饱饭，转眼到了移民户经历的第一个冬天。“瓜菜代”、低标准开始了，食堂黄了。移民户不止一次经历过挨饿的滋味，自认为比当地户有扛劲儿。转到来年，山变青，树变绿，沟沟岔岔的野菜长出来，日子就好过了。

    日月轮替，倏忽半个多世纪。老一代移民所剩无几。有的人如父亲，到死也没能够再回过汶上。我也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十多岁了，才回家去探望病重的大娘，只找回来一本初中《植物学》和一册记分册。

孤山子村东面向阳的山坡上，疙疙瘩瘩多了些移民户的坟茔，爹娘的坟西面，二大爷、二大娘、二婶子、永庆哥都在这里。

    清明、鬼节，纸灰如蝶；除夕、元宵，烛火明灭。移民户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已经是地道的东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