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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引：

 

     作家阿城写过偷听敌台的回忆文字，其背景如下：

    “可以说，八十年代结束于1989年。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1976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偷听敌台”的日子

                                                           

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人们对于来自外面的稍有一点新鲜的信息，哪怕只言片语，也抱着巨大的好奇和热情

 

                                            æ–‡/黄艾禾     本文编辑/罗雪挥

资讯：“敌台”的衰落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 “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偷听敌台”。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帽子，重则被判刑。

国际广播很多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对华广播均始于1941年二战期间，当时是该国设在亚洲的对抗法西斯轴心的“宣传武器”，二战后一度缩小规模。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就陆续在社会主义各国周边地区设置几十座广播电台、发射台和转播台，推行反共冷战战略，当时对中国广播的规模和实力仅次于对苏联。为了抓住听众心理，这些“敌台”除意识形态宣传外，也举办了吸引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的文艺节目。于是，在思想禁锢、文艺刻板的文革岁月，冒着风险“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些担负宣传任务的国际广播开始寻求转型，回归到相对客观、追逐新闻的媒体本质。而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进步中，电台短波已经不再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敌台”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偷听敌台”的现象也渐渐销声匿迹。

    1990年代以来，“偷听敌台”一词已经从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中消失。

 

    1973年，陈京生19岁，在工厂里已经当了两年车工。记忆中，那一年的生活平淡无奇，只出了一件大事：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北京演出了，带来了歌剧《卖花姑娘》。

    那时的中国人，平日里除了几部样板戏再无其他节目可看，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从境外来的文艺节目都有无比高涨的热情。朝鲜的电影和歌曲，就这样造就出了粉丝无数。此前的一年，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先进入中国大陆，陈京生记得，她认识的所有工友基本都进了影院去看，传说是“男的要带一条手绢，女的要带两条手绢”，因为这电影太“苦”，去看的人没有不哭的。奇妙的是，大家说起来的时候都兴致勃勃，似乎去电影院哭一场很是过瘾。在这气氛下，陈京生刚进影院坐定，就已经暗暗想哭了。

    《卖花姑娘》的歌篇儿，在电影放映不久后很快在民间流传。那都是喜爱音乐又会记谱的人，凭着记忆用简谱记下来的。陈京生记得她也勤奋地转抄了好多份，开始学唱。到今她仍能唱这些歌。

    1973年时，人家《卖花姑娘》最正宗的原班人马来了，像陈京生这样的文艺爱好者怎能不激动？但是她搞不到票。听说是在人民大会堂演，但只有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得去。不过还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整场歌剧从头到尾全部进行现场转播。

    《卖花姑娘》演出的那天晚上，陈京生守在收音机旁，全身心倾听着歌剧，想象着大会堂的盛景，陶醉了一晚上。那时没有收听率调查，她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守着听转播，还有全国的听众呢，更不知有多少。陈京生很感激家里这台红灯牌带短波的收音机，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她的业余时间的文娱生活全靠它了。

 

                             â€œä¸­å¤®å°â€â€œåŒ—京台”之外的声音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时，陈京生记得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中央台三套节目，北京台两套节目。中央台的节目，每天早上6点半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与晚上8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父母每天必听，陈京生小时候，“报摘”节目就是起床哨，每早被它吵醒；“联播”节目是熄灯号，每晚伴着它入眠。不过，当时从广播里面能听到的文艺节目，又少又单调，除了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歌”，基本听不到别的。

    其他的信息来源就是看报纸了。全中国人民都看《人民日报》，不过《人民日报》都是在办公室看的，北京的老百姓在家就看《北京晚报》。一共四个版，全家人每人每天都能从第一版仔仔细细读到最后一版。陈京生还记得常常跟着父亲到院里的传达室去取订阅的《参考消息》，那份16开的小报上，排满密密麻麻译成中文的外电，一点也不讲究版式美观，却还是“内部订阅”，不是每人都看得到的。所以即使是美国的“阿波罗”飞船登月了，10亿中国人也压根不知道。

    因此，像朝鲜的万寿台艺术团来演出这种事，陈京生无论是从报纸上还是从广播里，都没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那时也没有录音机，想再听这些歌，只有徒劳地一遍遍地慢慢旋转收音机调钮，希望什么时候能听到广播电台对这场节目的重播。

    有一天，她打开了短波的波段。这里的噪音更大，但也可能有些她从来没听过的东西，她克制不住好奇，慢慢搜索——突然，她听到了那熟悉的《卖花姑娘》的歌声！

    这是朝鲜的广播电台。声音虽然时大时小，但是能够完整听清，关键是，那绝对是《卖花姑娘》的原版歌声。这一下，陈京生一发不可收，她一有时间就在短波的各个频率间搜索，听过不少熟悉与不熟悉的朝鲜音乐，后来，她又搜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

    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宏伟又壮丽。它播送的节目，要么清楚得像是在北京发出的，要么嘈杂得什么也听不出来。每次听到这个台，陈京生的心都紧张得“砰砰”跳，要知道，这可是“敌台”啊。

    当时似乎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国的敌对国。友好国家只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寥寥几个。“苏修”同“美帝”一样，是主要的敌人，有一度，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据说人家的飞机只需7分钟就可飞临北京，让人感觉“苏修”比“美帝”更危险。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听“苏修”的广播，会意味着什么？陈京生不敢想象，她每次收听“敌台”，都是躲在被窝里进行。后来的岁月中，陈京生也听说过有人因“偷听敌台”被捕入狱，比如贵州的李志美后来还被枪毙了。这说明她的小心不是神经过敏。

    陈京生后来知道了有干扰台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对付“敌台”，我们的广播电台有办法：建立强大的干扰台针对对方的频率发射巨大的噪音，把他们的节目覆盖掉。可以想见，这事要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但绝对政治上需要。很多年以后，陈京生去看望她的一个住在北京东郊的大学老师时，得知这位老师住在这里是享受“辐射补贴”的，因为附近就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干扰发射台。她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会儿那么清楚一会儿那么嘈杂——那是干扰台的电波在“发功”呢。陈京生倒是从来没从广播里听到过“美国之音”或英国BBC电台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专门有人还通过听这两个台学英语。当然，听的时候，你同时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边疆知青的“敌台”乐园

    陈京生一向认为，无论如何，就算文革时自己对外界孤陋寡闻，但也总比在边疆下乡的哥哥强，怎么说自己也在国家的首都嘛。后来过了好多年知道，实际上恰恰相反。哥哥当年在黑龙江下乡，正是因为身在边疆，他可以清楚地听到许多“敌台”——因为国家没那么大力量在边疆也修建那么多的干扰台。

    2009年，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阿城所写的《偷听敌台》一文，讲的是在云南下乡的知青怎样听境外广播的事情。阿城在云南能听到的“敌台”，除了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BBC，还有澳洲台、香港的宗教台、台湾台——在当年的黑龙江，“敌台”差不多也有这么丰富。

    “台湾的电台听得很清楚，他们的政治内容也最多，最‘反动’，老是报道大陆的负面消息，比如干部怎么霸道欺负人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他们的干扰也比较多些。他们常常换频率，换了频率，头几天干扰台跟不上，就听得清楚些。”哥哥说。

    相对“美国之音”，由于干扰不多，日本的NHK广播电台收听质量则更高一些，“还有澳洲台，这个台的好处是政治性不那么强，常常有好听的文艺节目。”

    “苏联的电台，除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还能听到那个被批判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王明手下人办的一个电台，叫做‘红旗广播电台’，记得里面的播音员，是一口的北京腔。”

    “你们这样听‘敌台’，难道没人管吗？”陈京生觉得不可思议。

    “一开始农场干部也管，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听。但后来就越来越放松了，到了1976年以后，就再没人管了。”哥哥说。

 

                                     《春节序曲》：一曲难忘

    在陈京生哥哥的记忆中，1970年的春节让他终生难忘，那一年，他没有回家，是在黑龙江的农场过的。

    “在农场里过年，第一个感觉是冷。绝大多数知青们都回家了，剩下的几个人，集中到一个宿舍里睡觉，食堂一天只供应两顿饭，火炕烧得也半温不热的，记得睡觉时都是戴着皮帽子睡，睡醒了一看，屋里被子上面是一层的霜”。

    “所有回不去的人，都是家里落了难，有家难回。可是不回家，在清清冷冷的农场里，到了这种日子，那种凄凉感简直无法排遣。这时也没有农活可干，于是大家白天常常赖在炕上钻在被窝里，心里的盼头，就是能在年三十晚上吃顿实实在在的饺子。年三十没到来之前，干些什么？就听广播——具体说，在那里偷听‘敌台’。”

“就这样，我在被窝里戴着耳机听苏联台。那天，他们放的是李焕之的《春节序曲》。播放音乐之前，先对李焕之做一番介绍，他的简历，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和艺术特点，然后，《春节序曲》的音乐就倾泄而出。”

    “我在北京时听过很多次《春节序曲》，其实那曲子从小就听得耳熟能详，尤其是每到春节的时候都会听到。但到了文革中，基本上这些音乐就都没了，因为这些作曲家都是‘有问题’的。而且那时的人们‘革命’到什么程度？连过年都是‘旧传统’，属于该被打倒砸烂的一类。”

    “可是这一次，我完全被《春节序曲》给融化了。我从来没觉得《春节序曲》会这样美妙，我甚至觉得从来没听过这样好听的音乐。我不知道我的同伴们捂在被窝里都在干什么，但突然觉得这样美好的音乐应该是让大家共享的。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拔掉了耳机，把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从被窝中拿出，高高举起……”

    “这时，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从不同的被窝里，伸出了三四只手，每只手都举起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它们都同时在放着《春节序曲》……”

 

                                             当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

 

    陈京生从来就没让父母知道自己曾经偷听过“敌台”，省得父母瞎担心。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她发现，父亲竟然对听“敌台”分外热心，而且不管不顾地开足音量，在全家人的注视和巨大的噪音空隙中，几个字几个字地捕捉信息。后来陈京生很快就发现，当时的北京城到处都飘荡着“敌台”的声音，你走在小胡同里走到大街上，时不时会有“敌台”那熟悉的语调伴着噪音不期然地钻入你的耳朵——当社会处于动乱之时，人们太需要得到信息了，以至于饥不择食。

    当时，陈京生的儿子还没有出生。而他出生以后再听家里大人说起这些往事，觉得像是听外星人的故事。什么是闭塞年代，什么是与世隔绝，他毫无感觉，这个90后的孩子出生后就生活在一个世界日趋全球化的环境中。是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的观念与生俱来，有了互联网，“敌台”的诱惑就慢慢消失了。如今，你只需要一点互联网知识和一些英语水平——这个，在今天也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