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歌词的变迁

                                  

从“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到“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军歌歌词的变化轨迹，也是大时代变迁的缩影，记录了包括军歌歌词作者公木在内，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本刊记者/杨敏    本文编辑/罗雪挥

 

    2008年，财讯传媒集团常务副总裁杨浪花七百块钱在潘家园淘得数册歌本，其中一个歌本名为《大众歌集》，1949年由北平书店出版。歌本的主人叫张川忱，封面上仍有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下的名字。杨浪喜好历史收藏，十余年来流连于潘家园、报国寺等旧货市场，常常能在一堆破旧物什中有惊人发现。曾经参过军的杨浪对于军歌有着特殊的记忆与情感，他发现这本《大众歌集》中的第一首歌——《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原型为创作于1939年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其歌词与现在广为传唱的内容有所不同。而事实上，这个1949年版本的歌词也并非是真正的原作。

            

                         杨浪收藏的1949年版《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图/杨浪

                                   那些“飘扬的旗帜”

    2010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创作者公木的百年诞辰纪念。公木本名张松如，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是著名诗人、学者。公木曾参与修订《东方红》歌词，创作电影《桥》《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并先后出版诗集《十里盐湾》《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

    今年6月，公木夫人吴翔在赴公木家乡河北辛集市参加纪念活动之前，先行来到北京，与公木的学生们相聚。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供了公木创作于1939年的《八路军进行曲》歌词，以及公木1960年代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手稿，同一首歌，但歌词相异，吴翔提供的这两份歌词均对改动的地方作了标识。

    改动最多的一句歌词，是1939年原始歌词版本里“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句，在杨浪收藏的1949年的版本中变成“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在1964年拍摄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攻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脱口唱出的是“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现在人们熟知的军歌版本则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而在杨浪收藏的1949年版本中，歌词最后一句为“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族解放”，但如今的歌词是“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修改歌词乃形势所需

    对于军歌歌词何时被修改，又因何被修改？十多年来一直从事军乐史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认为，“这些属于国家高级机密。”十多年前，李诗原便去总政档案馆搜寻史料，但所获甚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期间曾与解放军档案馆联络，但被告知1950年以后的军事档案还未解密，需请示中央军委批复之后才能查阅。

    “解放战争时期，实际上各地部队都在修改这首歌的歌词，不一样的版本很多。”作为公木的夫人，吴翔对于军歌歌词的变化比常人更为敏感，“那都是国家形势的需要。”

    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军歌的歌词也与时俱进。譬如杨浪所藏的军歌版本与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军歌版本就大不一样。前者据杨浪分析，应该是1949å¹´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时，群众组织歌咏活动时所用，而后者为1949å¹´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时所唱。这两个版本的共同点是，都将抗日的号召改为“讨蒋”的檄文。

    至于“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如何改编成“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吴翔回忆：“应该是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歌词就立刻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这一说法得到了李诗原的认同：“1945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之后，这首歌的歌词就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

    不过，“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什么时候成为统一传唱的版本，记者至今仍未找到公开史料可以考证。

 

                                   自由创作的军歌

    1938年的延安，燃烧着自由与民主的圣火，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这种精神被斯诺写进《红星照耀中国》。

    也是在这一年，公木来到延安，进入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四个月后，他被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

    抗战中的延安，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正如《延安颂》里写的那样——“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唱歌，早已不是单纯的娱乐，而被寄寓了热切的革命理想和战斗豪情。毛泽东曾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规定：“各级政治机关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

    据高昌《公木传》记述，1939å¹´1月，公木结识了作曲家郑律成。郑律成有心与公木合作，写一组大合唱的歌。一个星期之内，公木一口气完成了《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八首歌曲的写作。公木每写完一首，郑律成就拿去编曲。10月，《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编曲始告完成。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郑律成亲自指挥，在中央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奏。很快，这些刚劲嘹亮的歌曲在战士中流传开来，尤其是《八路军进行曲》，铿锵有力，气势恢宏，深得战士青睐。

    《八路军进行曲》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唱得响亮，甚至在抗战后期连国民党的部队也爱唱。国民党陆军上将孙立人是著名的抗日将领，1997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纪念孙立人文集》中写道：“他也特别喜欢‘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支进行曲，并让军中教唱。到后来听说这支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由此可见《八路军进行曲》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当时没有人给他们派任务，他们都是自发的创作。”吴翔说。

    在延安自由的思想氛围里，公木的诗人才情如电光石火般热情迸发。

 

                                “失足者”公木

    1942å¹´4月底，公木接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粉红色的用油光纸油印的“请柬”，邀请他参加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令他自豪的是，他是唯一一名在编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也就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合影至今仍悬挂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毛泽东后面的第三个人便是瘦瘦的年轻的公木，微低着头，眼里闪着光芒。他如何能想到半年后，他竟率先成为鲁艺抢救运动中的“失足者”。

    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那年10月，公木调往鲁艺任教。此时，反自由主义运动已在鲁艺的校园弥漫开来。公木的诗歌《大围墙》《小围墙》因为有“讽刺首长之嫌”，被定为“反动文章”的代表作。曾由他主编的《部队文艺》《蒺藜》墙报，以及由他参与组建的文艺团体——鹰社，被作为特务集团挖了出来。鲁艺反奸反特首战告捷。

    之所以取名“鹰社”，在高昌的《公木传》里记述，是因为陕甘宁边区23 个县的地图像一只昂首东翔的雄鹰，关中分区是它伸向八百里秦川的一只利爪，整个边区被称为“鹰形地带”，也寓意着部队的新文艺创作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但批评者质问他们：“德国法西斯的党徽标志中就是鹰，你们为什么叫鹰社？”

    随后，公木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两次被捕入狱的经历被重新提了出来：为什么那么多革命同志都死在监狱里，你能活着出来？

    时隔三十多年，1979年的一天，据公木的学生王小妮回忆，公木在课堂上对着台下年轻的面孔讲到延安，他突然哭了，泣不成声。没有人知道原因。

    建国后的公木，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他戏称自己为“老运动员”。

    1958å¹´4月，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远赴匈牙利、罗马尼亚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情况。但他突然接到让他紧急回国的通知。“一下飞机他就感觉不对，来机场接他的，只有一个司机，没有办公室的人。”公木夫人吴翔回忆。等回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只见满墙都是揭发和批判公木的大字报。

    被划为右派的公木再一次陷入写检查、写交代材料的困境之中。

    1963å¹´5月，公木被摘去“右派”帽子，在此之前，他已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工作。高昌的《公木传》中提到，后来有人曾问公木还写不写诗，公木说：写诗是要有一定的心情的，现在没有这种心情。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公木再次遭遇批判，被关押在吉林大学数学楼的一间教室。每天除了打扫文科二楼的走廊，领取大字报纸、印刷纸、油墨，还要摘录《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并写学习心得体会，动不动就会被挂上大牌子、用黑墨水涂脸拉出去游斗。

    1981年，公木在《公木诗选》的后记中写道：“自1958年以后，便再不曾真正写过诗。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迷惘与失误，符合真情的实感无由表达；而说真话只有自语或耳语。即或‘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也多半用些隐晦的语言。好在写来只供自读，顶多送给一两个挚友看看，更往往是左嘱咐右叮咛：‘看过交火君’。”

                                      

                               “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词”

    “音乐作品被修改，这在共和国音乐史上很常见。”2009年，杨浪在《中国青年报》撰文《关于<歌唱祖国>作者的一段隐衷》，文中提到，1968å¹´9月，江青在钓鱼台会见《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江青告诉他，田汉是叛徒，她想对由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而根据杨浪的考证，《歌唱祖国》的原始词作者应该是鲍昌，但如果当时署鲍昌的名字，也许最后会影响《歌唱祖国》这首歌曲的传播，因为鲍昌在反右运动的一开始便被打倒。杨浪认为，由于创作者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遇批斗，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宫，如果某音乐作品影响太大，面临的就是“改词”。

    文革时期，江青发动群众对实际上是代军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进行修改(1965年，原《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件事情在2007年吉林大学出版的《向前向前向前：追忆军歌诞生怀念公木郑律成》文集中，一位名叫乔迈的老作家有所提及。当时吉林省革委会在省委党校专门成立了修改军歌的工作小组，认为现行军歌歌词虽然写了“向太阳”“毛泽东的旗帜”，但是没有提“党的领导”。乔迈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公木作为摘帽右派也参与其中，但从始至终，都坐在最后一排，不说一句话。“最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公木夫人吴翔说。

    据军科院的军史专家李维民回忆，文革之后有一段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词作者的署名，但印象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江青命人修改军歌歌词，以及公木的署名被抹去，这些是否与公木受冲击有着某种关联呢？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首歌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李诗原认为，军歌词作者个人的命运当时已经无力影响到军歌的变迁。而对于公木署名被抹掉一说，李诗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军乐向来都不重视歌词作者，后来之所以恢复公木的署名，一是因为他确是作者，二是因为歌曲需要署名。而在《公木传》中，特地记述了老作家朱子奇在1978年给公木邮寄《解放军报》的故事。书中说，那一期的《解放军报》刊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重新标有公木的名字。

    军歌1949年版本的收藏者杨浪，虽然曾提出过创作者命运与歌曲变化的逻辑关联，但他也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之变与公木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首歌的影响太大了”。

    1988å¹´7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军歌最终的歌词与公木最初的创作相去甚远。对于后来多个版本的歌词，公木曾向夫人吴翔表示：“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原来的词，但改词是国家需要，我服从就是。”

    1998年，公木去世，他的墓碑上甚至没有生卒年月，但工整地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原始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