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我们都要提防“胡佛的继承者”——他们藏在众多的美国议员和政客的内心深处，一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
《商业价值》杂志特约作者 刘戈｜文
    在历史上，有的政治人物会被后人推上神坛，有的会被后人打入地狱，但只会有极少的著名政治人物以成为民间笑话的方式名垂青史。1929年上任的第31任美国总统胡佛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他4年任期中，有3年半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的。除了科罗拉多大峡谷中的胡佛大坝，胡佛的名字和“大萧条”三个字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他4年的任期结束以后，再被人提起的时候，他的名字总是和艰难、痛苦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躺在纽约中央公园长椅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把他们盖在身上的报纸称作“胡佛毯”；因为买不起汽油，用骡马拉着走的破汽车被命名为“胡佛车”；男人们把裤子口袋翻出来抖抖，以示囊中羞涩的动作被诙谐地自嘲为挥动“胡佛旗”；城市郊区的棚户区被称作“胡佛村”；用来打牙祭的野兔被叫做“胡佛猪”……还有一个更刻薄的段子：胡佛和他的阁僚梅隆走在街上，向梅隆借5美分，打算给一个朋友打个电话，梅隆扔给胡佛10美分，说：“给你所有的朋友都打一遍吧”。
    胡佛没有意识到，在他上台的时候，美国已经快要走到了“浮华时代”的终点，等待他的是如过山车般的跌落。在当选美国总统后，胡佛曾经心满意足地宣称，在美国，征服贫穷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们尚未达到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来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胡佛没有想到的是，在股市大崩盘之后，上帝就离开了美国。
    每一个政客都试图和胡佛划清界限，胡佛成了大萧条的替罪羊。较为主流的说法是胡佛的反危机措施“死板而教条”，在缓解大萧条方面没有什么作为，错过了最宝贵时间。还有一种恰恰相反的说法是，胡佛根本不是什么也没做，而是做的太多又太傻，是他费尽心思把股市大崩盘搞成了经济大萧条。
    信奉凯恩斯主义的人们相信，假如胡佛在其任期内就开始罗斯福式的新政，那么大萧条就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崇尚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人们相信，假如胡佛什么也别做，市场自然会自动修复，大萧条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胡佛的悲哀是，在一些具体的决策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政客还是学者，无论是富翁还是贫民都给出了惊人一致的评价——愚蠢，比如，签署《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这项法案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陷危机的泥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法案虽然以两位议员名义命名，但这笔坏账毫无疑义地被记在了胡佛的头上。
    1930å¹´6月16日的《纽约时报》用一个长长的标题来表达他们的严谨态度：“胡佛说他将签署关税法案，并对授权纠正错误、结束外国抗议的变通条款大加赞颂”。文章说:“总统的声明没有对即将生效的法案是好是坏发表意见。尽管总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一项制定或者将要制定的关税法案会是完美的。最后,总统说实际上我们拥有了一条纠正关税不公正行为的高效而科学的路径。从他坚定的语气中可以断言，总统打算在必要的时候在被赋予更大权力的关税委员会的允许范围内亲自修改法案。”
    当一个法案将要被通过的时候，被着重强调的是对这个法案的纠正措施有多么重要。这种逻辑上的滑稽反映的其实是法案出台时复杂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个被称为“蠢猪般的法案”能够通过国会的投票和总统的最终签署呢？
    实际上《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并不是因经济危机的到来而设计出的应对措施。一战结束后，为保护国内市场，各国相继开征起新关税。美国的农场主们认为农业遭受的打击最大，因此一直吵闹着要求提高农业关税。为了竞选，从民主党占优势的农村获取更多的选票，在1928年竞选期间胡佛答应要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大选中共和党人胡佛靠这项承诺赢得了不少本应属于民主党的选票，最终于1929å¹´5月成功入主白宫。信守诺言的胡佛打算兑现他的承诺。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总统认为，根据1928年堪萨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施政纲领，共和党政府及联邦议会修正关税的做法是正确的。”经济危机的到来似乎正好是瞌睡时的枕头。当然如果胡佛意识到，大萧条将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不是他自己预料的顶多半年，他就不会签署这个法案了。
    身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霍利便积极行动，花了43个白天又5个夜晚走访农场主和工商业者，搜集了厚达1.1万页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方案来，该方案建议增加845种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关税，并减少85种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关税。方案在众议院通过后递交到参议员，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斯穆特主持下，方案改为提高177项并降低254项关税，然后便是漫长的讨价还价，最终提案在1930å¹´3月付诸表决，并以44：42的勉强多数在参议院通过。
    原本极力推动这一法案的霍利，其初衷是不改变工业品关税，而单纯提高农业品的关税。对此来自工业州的议员们在员外利益集团的游说下，也纷纷要求提高工业品的关税。在博弈、妥协、交易之下，《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成为一个融合了各种诉求的四不像法案。根据这项法案，进口商品的税率平均从40%升至48%，3200种外国商品（占总数60%）的关税上涨。
    在议会通过该法案之后，经济学家们普遍感觉大难临头。在弗兰克·è´¹ç‰¹å°”的主持下，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胡佛总统，呼吁否决霍利-斯穆特法案。这些来自不同学派，平时分歧甚多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空前统一。他们认为，此法案不仅是以邻为壑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必将是作茧自缚的蠢行。企业家也加入到反对者行列，汽车业大亨亨利·ç¦ç‰¹èŠ±äº†ä¸€ä¸ªæ™šä¸Šè‹¦å£å©†å¿ƒåœ°åŠè¯´èƒ¡ä½›å¦å†³è¯¥æ³•æ¡ˆã€‚
    这些话，胡佛都没有听进去。于是，他在后人的笑话中被记忆。
    时至今日，仍然会有学者对当时《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为什么会被通过而感到匪夷所思。在法国人勒庞的《乌合之众》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群体更倾向于制定出比所有的人更愚蠢的决定。这个法案的通过可以用来作为佐证这一理论的最好案例——一个大家都认为愚蠢的决定，居然被民主国家的议会通过了。
    这个被称为“20世纪美国国会所通过最愚蠢的法案”，在经济萧条席卷美国、进而影响全球的关键时刻大幅度提高关税，最终不仅导致各国之间的关税大战，让经济危机周期大大延长，也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给本已动荡的国际局势又添了把干柴。
    其实，提高关税对进出口的直接影响并不太大，关键是其中释放的以邻为壑的态度。各国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抗议，34个国家提出了抗议，财大气粗的美国不予理会。美国满不在乎，各国只好以牙还牙。贸易战的严重后果是，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总值仅3.9亿美元，而1929年为13.34亿美元；同期美国向欧洲出口总值为7.84亿美元，而1929年高达23.41亿美元。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全面大萧条，1929~1934年，全球贸易总量缩水达60%以上。
    “粗犷的个人主义”是胡佛对自己执政理念的描述，他认为，“经济伤口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活动来愈合，政府应该做的事是鼓励个体、企业和政府的自愿合作”。在危机初期，胡佛坚持他的思想，但在危机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滑去的时候，他又仓促间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结果是落得两头不讨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他当作大萧条的头号责任者。 
    值得一提的还有，胡佛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胡华。作为一个斯坦福大学地质专业的毕业生，胡佛曾经在中国天津为一家矿山企业工作近15年。后来胡佛成为一个颇受称赞的美国商务部长，再后来成为倍受奚落的美国总统。那个时代，他所制定的政策对他曾经生活工作过15年的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倒是70多年之后，2007年美国又有1028名经济学家向政府发出公开信，反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且提醒政府不要成为“胡佛的继承者”，胡佛因此再次和中国发生关联。
    和当年不同的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面向全世界发达国家，而现在，似乎则只有一个主要对象，那就是——中国。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我们都要提防“胡佛的继承者”——他们藏在众多的美国议员和政客的内心深处，一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

    原文链接：http://content.businessvalue.com.cn/post/31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