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3日，我出生在鲁南台儿庄一户书香门第，这象征了我一生的命运：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发生之年，中国时局混乱，新旧思潮冲突，社会动荡不已，而9月3日则恰好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青壮年时期都在战火流离中度过，晚年才得安宁。
台儿庄的孩子
口述：尤广才（黄埔军校二分校第16期） 采访：罗雪挥、房一盟
撰稿：罗雪挥
我的老家紧挨着台儿庄顺河街新关庙的东墙根，那里放着一块长方形的巨石，当地人叫做“关老爷磨刀石。” 我小的时候去新关庙，看见关公神像十分害怕，次数多了，就不怕了，想不到这里日后会成为浴血抗战的纪念地。1938年4月，国民党孙连仲集团军第31师师长池峰城的抗日指挥所就设在了新关庙，当时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池峰城指挥手下敢死队员与敌人展开了拉锯战，“逐屋相争，隔墙互射”，以血肉之躯守住了台儿庄，为台儿庄大捷立下了大功劳。
台儿庄位于南北要冲，从来都是徐州北部的战略门户。我的先祖清朝初年从徐州迁徙到了台儿庄，历经几代经营，成为台儿庄的望族。有两位老祖是清代举人，家里建起了壮观的门楼，门外旗杆高耸，门前车水马龙。
后来清廷气数将尽，革命风气也蔓延到山东。我有位本家祖父叫尤民，字超凡，他曾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反对袁世凯，在积极山东进行“倒袁”活动。1916年8月，他南下投奔孙中山，结果被铁杆保皇派“辫子军”张勋的侦探发现，将他逮捕押解至徐州，竟处以剥皮惨刑。张勋企图“复辟大清”，失败后遭人唾弃。1936年，国民政府追赠我的本家祖父尤民为陆军中将，把他的遗体迁到了济南千佛山东麓公葬，以示纪念。
我的亲祖父尤以诚是清代童生，一生设馆教书，可惜到了父亲尤惟一这一辈，家道中落，居然破败到几乎家无隔夜粮了。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哥哥当时只有15岁，我不满四岁，父亲和祖父居然同时因病去世，一口棺材停在西屋，一口棺材停在南屋。我还不知道哭，家里一贫如洗，除了满屋子散乱成堆的书，年幼的我翻来翻去不愿意放手。
当时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生活。母亲40多岁才生我，父亲死后一直守节，受尽劳累。她给人当过乳母，还帮人缝缝补补。母亲手很巧，会裁剪缝纫，常常被财主叫到家里做衣裳，做个十天半月，平时就把自家做的布鞋拿到集市上卖。母亲因为成天做活，累得两个手指都伸不直了。每逢年关也是穷人的难关，母亲总是心情不好，不是找茬儿拿我撒气，便是无缘无故痛哭。这个时候我总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
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是母亲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她信佛，碰到要饭的到我家门口，她总是要撕下一块煎饼打发他。母亲也出身于耕读世家，虽是文盲，很明事理。她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我的小学
民国时期，台儿庄行政区划隶属于山东峄县。我十岁那年，已成年的哥哥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谋得警卫的差事，把家迁到了峄县三清观，我这才开始上学，已经比学龄儿童晚了三、四年了。
学校几次催促交学费，母亲无奈把从台儿庄老家带来的一只下蛋老母鸡卖了，我才过了这一关。
我的四年初小生活是在县城东南角的文昌阁小学度过的。开学的头一天晚上，我兴奋地睡不着觉。我的记性好，背诵课文尤其拿手，张口就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引起全中国震动。我还记得老师们组织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十四岁时，我初小毕业，升入峄县北街高小。当时流行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实用教育主义思想，峄县北街小学校门口两侧就写着杜威的名言，上联是：“学校即社会”，下联是“教育即生活”。
除了国文、算术，高小又增加了历史、地理、自然、公民等课程。阐发三民主义的《党义》课本是小学的必修课。国共两党纷争，连我们这个县城小学也波及到了。峄县北街高小直属县教育局，有的老师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干部，有的老师则是共产党员。高小每周一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教政治的老师做时事报告，经常向我们讲江西“剿共”的事，但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听来总是无动于衷，还不晓得“剿共”是怎么回事。
到小学六年级结束，我已经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1935年夏末，黄河决口，鲁西南十几个县受灾。峄县收留了大批灾民，临时住进县城东关文庙、北门外寺庙道观里。当时文庙灾民收留所要找个文化教员，每天教灾民识字，我很高兴地承担了这项工作，虽然没有分文报酬，而我家还正等米下锅呢。
看到我当文化教员很能吃苦，峄县图书馆馆长孙海秋十分欣赏我。救灾结束后，我就去了图书馆当练习生，负责保管图书，其实就是孙馆长私人找了个帮手，每月补助六块现大洋，从馆长月薪20元中扣除。母亲高兴的了不得，我最高兴的则是能够看到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和自修，还通读了司马光二十多本线装《资治通鉴》，各科都打下了一定基础。同时我还阅读了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著作，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以及《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当时畅销的文化刊物。我就在那时接触到西方思想，很向往自由民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当时媒体不发达，订阅报纸的人少，当地拥有收音机的人就更少。山东省城济南都没有电台，只有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图书馆为了宣传抗日，专门购买了一架晶体管收音机，从此收听和记录新闻，就成为我的兼职工作了。
每天晚上十一点，我收听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慢速记录新闻，而后校正誊写，每晚12点以后才能睡觉。第二天一早，孙海秋馆长再把抗战新闻写成大字报，一写就是七、八张，由我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四个城门和街道上张贴。
那时我十分自豪地向人夸耀，我参加抗日宣传了。
一路流亡
抗日烽火很快烧到了家门口。抗战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下，蒋介石曾接连致电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命其“抗日图存”，但是韩复榘畏惧敌人，违抗命令，为保存私己势力，不战而放弃济南，结果日本人长驱直入：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陷，4天后，泰安失守，徐州告急，而这里是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的战略枢纽。
1938年1月，韩复榘被处决，他是战时第一个被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意在杀一儆百。同年3月，日本人很快又攻占了峄县县城。我呆不住了。看到日本人开始轰炸枣庄的煤矿了，我就决定逃亡。先是在峄县乡下躲了一个多月，后来还是觉得那里不安全，而且战事进展太快，如果再不走可能就走不了了。何况我当时胸怀爱国思想，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青年都热血沸腾，受到《大刀进行曲》《九一八》这些抗战歌曲的鼓动，青年人都呆不住了，一心想流亡到大后方去投奔抗战阵营，共赴国难。我也不例外。那时惟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我的老母亲，她已经60多岁了，不想让我走，但是也留不住我。养儿本是为了防老，只是国难当头，忠孝不能双全。
1938年5月，我跪别了老母亲，孤身一人从峄县乡下出发，一口气走到了徐州附近。看到炮火连天，心里很是发愁，不知道是走到敌人占领区还是进了我军的地盘。
徐州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台儿庄战役后，日军为了迅速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由南北两路夹击徐州，并为此纠集了约25万兵力。1938年5月15日，中国军队为保存实力，第5战区国军开始主动撤离徐州，由张自忠将军所率领的第59军等少数部队殿后，掩护主力撤退。并在四天之中，完成了主力撤退计划。
此时正是我逃到徐州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大部队越津浦路向西经皖北和河南潢川方向迅速撤退，逃难的大潮也开始汹涌。我就夹杂在国军的军队里，部队走我就走，部队休息我就休息。逃难的老百姓慌不择路，只好白天黑夜都跟着部队走，每天要走七八十里。我从没有徒步走过这么长的路，而且要跟着部队在夜间急行军。沿路河道纵横，很多时候不得不涉水前行。累极了，疲乏极了还得坚持走，怕敌人追上来就没法子了。那时我总感觉到渴，到一个村庄就赶紧找水井喝水，其实是因为流汗盐分消耗水分太多，喝水以后也根本不解渴。
我跟着撤退部队，从山东经过江苏，在宿县越津浦，过铁路到达了皖北，在凤阳渡过淮河，又从安徽颍上走到河南潢川，完全靠两条腿，硬是徒步走了一个多礼拜。我穿着母亲给我做的一双鞋，都能看见鞋底穿洞了。一路尽是逃难的百姓，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冬小麦都黄了，有些地里小麦黄得都发干了，但是战时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去收割。
开始逃亡的时候，路上没饭吃，都是走到哪儿，就向当地的老百姓要饭。过了淮河以后，国民党军队在后方都有收容所，就相对比较安定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皖北的民众抗战热情很高，对我们这些流亡的学生很好，但会责骂国民党官兵，你们为什么要撤退？
走到河南潢川以后，我报考了战干团，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这里收容流亡学生和华侨青年。那时全民抗日气氛高涨，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确定了长期抗战的方针，急需建设青年后备力量。战干团于1938年1月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本来只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由于战时人才紧缺，实际录用时降低了标准。我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是凭借勤奋自修，发榜时居然名列前茅。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把重要的物资、工厂都往后方转移。战干团也奉命西迁，跋涉约30个县市后，最终驻扎四川綦江。因为前线干部折损严重，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正式训练不足一年，便于1939年秋天毕业。恰逢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批同学直接分配到长沙，还有人壮烈殉国。我留校当了区队长。
战干团不幸成为了国共党争的牺牲品。进校之初，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教育长桂永清还经常邀请共产党人来校，我也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春天，战干团曾秘密“清党”，审讯拷打过一些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甚至有人遇害。我那时还接待过一位重庆来的学生家属，陪她到团总部寻亲。该事件惊动了重庆，桂永清不得不出国“考察”以避风头。
战干团于1941年被裁撤，学员学籍一律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我们被合并为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期学员，我也领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央军校生佩剑。
艰苦抗战
1941年，我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起初到特务营里当排长，一年后又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我亲身经历了抗战后期山穷水尽的局面。战时经济濒临崩溃，全国海关尽失，也丢掉了大部分工厂，国民政府岁入去了一大半，但是开销增加十倍不止，不得不饮鸠止渴，滥印钞票应急，结果物价飞涨。我当排长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而到1944年，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仅值战前的三十分之一。
前线抗日官兵严重缺乏补给。54军身为中央军的嫡系精锐，装备已经相对杂牌军精良，但我们那时穿的军服都是粗麻编织的，染成了草绿色，像个麻布口袋。抗敌的士兵们还吃不饱饭，米里掺了很多稗子，天天吃盐水煮青菜，几乎见不到肉。
最头痛的就是逃兵不断。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死伤官兵321万人，其中光阵亡的将士就达131万人，死亡将军256人。但当时能募兵的都已经招募了，最后募不来就干脆抓了，可是兵进了部队却吃不饱、穿不暖。我当连长时，经常会有兵出逃，一逃就是四、五个。我们只能对士兵加紧看管，有逃兵就去抓，有些根本找不到了，只好再就地补充兵源。
我连里的兵年龄都不大，有的还不到18岁。听说后来征兵，10个人中只有3个勉强够上健康标准，而这三人日后还被送到了远征军为国出战。可见当年国民党军队抗战之艰苦。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抗战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大遗憾。中华民族全民动员，八年抗敌，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件事情。
尽忠报国
1944年4月，我所在的50师和14师一起，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作战。此次是中国军队二度远征。
我们从祥云驿机场登机，沿着驼峰航线，先飞印度的汀江机场，高寒缺氧，我冻得直打哆嗦，听说有体弱的士兵竟被活活冻死。飞机着陆许久后我的两耳还嗡嗡作响。
到达汀江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疫。令我最心痛的是大家出国前特地换发的新军装和毛毯都被焚毁。那时国内的军队还被称作是“草鞋部队”，士兵不得不光脚穿着草鞋抗敌。集体沐浴后，我们打了防疫针，换上了堪称豪华的装备，米黄色的英式军服，还领到了美军军用睡袋、蚊帐、抹脸的防蚊油、防蚂蟥的666粉。
短暂停留后，我们又登机飞往缅甸重镇孟关，接着由美军的十轮大卡车运送到缅北丛林中驻营。大森林里暗无天日，终日只听见猴子的吼叫声。丛林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天天可以吃到美军的牛肉罐头，来自英国的大米敞开供应，只是不太新鲜。有时还能吃到黄豆罐头。当时的补给完全靠美军空投供应。我们在森林的空地上铺上白色的布板做指引。我还记得投递食品的降落伞是用白布做的，投递军械弹药的降落伞则是彩色的尼龙人造丝质地。这些降落伞是一次性的，美国人不回收，中国军人便留下来。我亲眼看到师部的人用人造丝降落伞搭帐篷，看上去很高级。
西保战役是我在缅甸亲历的惟一的一场战役。我当时任特务连连长，负责警戒搜索（查）工作，并不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奇袭密支那战役过后，全连官兵都想打仗，他们鼓动我去找50师师长潘裕昆请战，师长很支持，西保之战时，就把我们连配属到149团第二营，负责沿公路正面进攻。西保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士兵和敌人拼刺刀肉搏，我们连伤亡了27人，我眼睁睁看着贴身号兵周勇被日本狙击手击中身亡。敌人溃退后，我们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伊洛瓦底江边，获得上级嘉奖，总结功绩为“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
西保战役后，我不幸在一次实战演习时，因为一个士兵误踩日军地雷，当场死伤了好几个人，我也负了重伤，弹片从右肋穿进体内，右腿膝关节也飞入弹片。我被送进了密支那后方医院，受到美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
1945年5月，我所在的第50师从缅甸腊戍回国。走到梧州时我才知道日本人投降了，改向广州进发。我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
宁作布衣
部队驻防广州时，我天天看报纸，特别关心国共两党谈判，希望和谈成功。传言我们要调到日本去做占领军，但如果谈判失败，就要调到东北去打内战。
国共内战到底在东北爆发。1946年2月，我从香港九龙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的登陆艇，调往秦皇岛。接着坐火车向锦州进发，后来转到沈阳。我参加过最惨烈的战役莫过于1947年初的德惠之战。我当时已经是副营长了，守在德惠最南端的山东屯。对手的炮打得很密集，据说德惠一百里外都能听到震耳的炮声。山东屯最后失守，后来我建议用重炮堵截。这一仗国共军队的伤亡都很大，从山东屯一处清理出的共产党军队尸体就达200多具，孙立人、陈明仁他们当时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死得太惨了。潘裕昆也说，一将成名万骨枯，死了这么多人，中国人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都很伤心。那一仗，我们因为守德惠有功，50师149团被授予“中正团（师）”，潘裕昆升任新一军军长。德惠战役成为国军的经典战役，据说至今台北市还有一条德惠路作为纪念。
国军渐渐失去斗志，但是当时哪里想到过国民党会垮台？我还依然过着太平日子。1948年春，我的部队驻扎沈阳辽中县茨榆坨村，经过一位同事介绍，和三台子的一位女中学生结婚，当时我是少校团副，和营长平级。婚礼办得很风光，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出席了婚宴，还派自己的座驾让我去接新娘。不过，当潘将军看过妻子面相后，他断言我们的婚姻不会白头到老，果然让他言中。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承受巨大压力的妻子，最终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我离异。
结婚后不到两个月，辽沈战役爆发。1948年10月，我在黑山战役中被打散，化妆成老百姓，偷偷回到沈阳，投诚是惟一出路了。1948年11月10日，我去沈阳东大营临时收容所报到，被送往抚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区队想让我参加解放军，但我执意不肯再调转枪口去打国民党，我留恋新婚家庭，预备回到家当老百姓。抗战八年，又打了两年内战，打灰心了。
在抚顺集中营，我看到了兵团司令廖耀湘。中缅印战场上，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军长。他住在二楼一个单间，靠近楼梯，我上下楼有时能看见他坐在桌后，颜面阴沉，不知道从他手中失去十万官兵，会作何感想？
劳动改造
1949年5月，我拿着一纸“安善良民”的证明被遣返沈阳，与妻子团聚。但是落户以后始终找不到工作。我不得不隐瞒历史，混入沈阳新阳公司做打桩工，十几个人拉起上百斤铁锤把木桩打进地面四、五米深，也曾经混入沈阳铁西区东北工学院总务处木工队当学徒工，可一旦清查历史，都逃脱不了被开除的命运。这时我的女儿出生了，为了养家活口，我只得去做临时工，卖苦力。每次拉着上千斤的货爬天桥，我都全身冒汗，口吐鲜血。
1957年春，妻子叫我到北京学习中医，她当时在北京的一家疗养院当护士。我高兴地来到北京，希望借此改变命运。白天在诊所里做收费出纳工作，晚上就跟着北京的一位老中医朱格一学针灸。
不料，1959年除夕，根据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指示，北京“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使北京市成为一座清澈透明水晶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因“历史反革命”，外加“无照行医”而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送进了雍和宫隔壁的收容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到处响着贺岁的鞭炮声，我就在这样热烈凄凉的气氛里度过了新年。
在收容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认罪服教。我曾坦白了我在中缅印战场与日寇血战经历。小队长批评我：“你为什么光说你过五关斩六将，不说你败走麦城呢？”以后我就主动交待：当国民党军官是反动派、反人民的，无照行医是危害社会治安，送劳动教养是罪有应得。
1959年春，我被发配到了北京茶淀清河农场，开始了六年劳教生活。那一年也是全国大饥荒的开始。熬不过饥饿的人们最终一个个躺倒了，医务所设有一个太平间，凡是垂死的饥饿病人都从临时病房转移到太平间，再死定后拉出掩埋。有多少人死去不知道，但太平间每天总有二、三个垂死病人停放，第二天就不见了。
我的身体底子好，白天还能走动，但夜晚便昏昏沉沉像是失去知觉。幸亏农场医务所一位出诊大夫经常从大车队带回饿死的牛马骨头们，我们把骨头砸碎熬骨髓汤喝，终于熬到了1961年春节的除夕。
劳动教养期间，最大的打击便是和妻子离异。虽然我早有思想预备，社会对她的压力我能理解。妻子生性好强，由于有一个“反革命军人”的丈夫，她在工作中处处碰壁，遭人白眼，心灵受到摧残。1949年，遭逢命运大变之时，她尚不满20岁。饱受刺激的妻子后来得了精神病不到60岁便离开人世。而我则从38岁离婚开始，再未结婚。
1965年3月，劳改结束，我这个昔日在台儿庄出生的孩子，两条腿踏遍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包括香港，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又被遣返回山东峄县老家，当时已经改称枣庄市，靠做临时工过活。我已离家三十年整。亲人都不认我，都要跟我划清界限。连我的老母亲，直到三年后去世，至死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儿子。日本投降后，我原想能够有机会好好孝敬母亲，这是人生大恸。哥哥不让我住家里，把我撵出来，我自己租了一间小房子，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床。
1965年秋天，街道动员人们去农村，我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我自己报名，我愿意到农村去。下到西王庄公社后，开始还不错，我做过赤脚医生，当过民办教师，每月大队补助两块钱。文革一开始，这些工作也没有了，整天下地劳动。只能掏大粪、养猪，种棉花，修堤坝，自己养活自己。
直到1980年，我才完全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凭着远征军时的英语底子，到西王庄乡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而待到1988年，我才得以和亲生女儿相见。70年代，我们通信都要通过亲戚转交，以免连累她。女儿12岁时，还独自到茶淀农场看我，我要上工，迫不得已把她反锁在牛棚里。1965年遣返回老家前夕，我还以“叔叔”的名义看望她。我们终于见面的那个暑假，女儿感慨，说海峡两岸隔绝了20多年，而我们父女同在大陆也相隔了20多年。
1992年，我70多岁的时候，从山东枣庄西王庄中学退休。我教过的学生，有人考上了北大。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觉得我这一生无愧于自己，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亲戚朋友，无愧于任何人。一个人问心无愧，他就能活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