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企的通胀有可能使新兴市场提前结束新兴阶段吗？
《商业价值》杂志特约专栏作者李强生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在动荡和不确定的气氛中匆匆而过，各国步入衰退后的复苏，挣脱危机后遗症的困扰成为这一年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危机时各国同病相怜、同心同德，而危机后和复苏时却因症状和利益各异而分道扬镳。在此期间，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高失业率和通缩的威胁，令美国推出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对抗通缩和刺激经济；而欧洲却面临统一货币捆绑下的一系列主权债务危机，令欧元大幅贬值，社会动荡。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火车头，但却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压力，使进一步的增长受到不同形式的制约和威胁。
    关于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表述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概念是“金砖国家”。这个由高盛公司的吉姆·å¥¥å°¼å°”于2003年提出的“概念”预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6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和贬值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带来了极大升值压力。去年，巴西里拉对美元升值约5.1%，印度卢比升3.2%，中国人民币升3.4%，唯俄罗斯卢布经过2008å’Œ2009两年的大幅升值后下调1.5%。与此同时，在2010年的前11个月，巴西、印度、俄罗斯的CPI分别升至5.2%、8.69%、7.2%，全都超出了各国的警戒线，进入高通胀期。更为明显的是，CPI中的食品涨幅远高于CPI本身。如巴西去年全年食品物价指数上升10.4%，印度升18.4%，俄罗斯也上升约12.8%，如此高的通胀已经严重影响到中低收入人群的生计和社会稳定。在通胀和货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各国政府采取了外汇管制、提高利率等货币政策，以及燃料、食品补贴等财政手段。
    造成目前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的有内生性和输入性两种因素。内生性通胀主要是因气候造成的粮食和蔬菜减产而引发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巴西的大豆、印度的洋葱、印尼的辣椒、俄罗斯的粮食都是领涨这些国家CPIçš„“冤大头”；而输入性通胀主要是因为国际货币发行量过大而本国利息和投资回报过低，最后流入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的，美国联储局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输入性通胀的罪魁祸首。美元的贬值还带来了大宗商品、原油及贵金属价格的上涨，抬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成本，推高了各国生产物价指数PPI。
    虽然高通胀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货币升值的压力，但高利率和货币升值预期却引来了更多的热钱涌入，进而推高了房价和物价，经济紧缩政策还将抑制投资意愿、浇凉股市，从而制约经济的增长。
    高企的通胀和货币升值就像两面夹击的壁垒，挤压着这些新兴国家的增长空间。一旦它们的绝对物价水平达到或超过发达市场国家，而生产力又远低于发达国家，给它们带来的后果必将是资金外流、增速锐减、人才流失、贸易赤字、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下降且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动荡。果真如此，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将提前结束“æ–°å…´”阶段，进入早熟的“发达”市场。
    因物价和生产成本因素造成的“发达”，自然无法与更廉价更“æ–°å…´”的国家竞争，也无法与生产力发达的西方国家竞争。遵循这一轨迹，一轮经济周期过后，“金砖”恐已不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宝贝，而是经济停滞或滞胀的代名词。在目前全球后经济危机期间，我们看到的“货币战争”及各地缘政治的结盟和争端，看似随机无序，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目标指向，即维护既得利益和打击潜在对手。
    发达国家比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高的生产力、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目前的通胀和不正常的货币升值正加快释放和消耗金砖四国的增长势能，足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必须更加依靠开发自身的动能，还必须依据内需的增速。

    原文链接： http://content.businessvalue.com.cn/post/33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