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们会发现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除了一个个企业外，还有一个个的区域政府。或者说，中国的发展，不仅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有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层次的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的“双动力”

 

 

 

文 | 陈云贤

 

多年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多个场合说：“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名师辈出、大师级的人物引导世界经济学科发展潮流的世纪。”

他认为：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一些人的理论是大师级的理论，而一些人的理论就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它们解释的现象重要不重要。如果一套逻辑理论体系解释的现象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现象，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级的大师。

那么如何来判断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呢？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现象的重要性依赖于这种现象所发生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经济大师的产生地这种转移，反映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由他的观点，可以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管是马列主义的，还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都集中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集中在美国，个中原因就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所取得的成就，将是世界级的成就

 

回到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和尊重。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发展、中国形象和中国模式，必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所取得的成就，将是世界级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持续发展，这种独特的经济现象，似乎很难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故有西方经济学家说，谁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奖。

存在就是合理。中国不仅创造了过去三十年的奇迹，也已呈现未来三十年的美好。这种存在，呼唤着我们的经济学人对中国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呼唤着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特别是作为一个身处经济实践领域的经济学者，能参与、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过程，实乃三生有幸。

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之学，是和我们的实践最紧密联系的学科之一。对经济学的研究，笔者更愿意从实践中对现象进行理论提升，再把理论服务实践，同时，也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

这样的一个过程，让笔者对中国发展的现在和未来越来越清晰，用四个字来概括：超前引领。

笔者认为，超前引领是表达政府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很好的一套逻辑体系。

 

从市场调节到国家宏观调控

 

经济学能真正成为一门学科，主要是因为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

相信市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很快被社会所普遍接受，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带来了英国繁荣。甚至有人认为，亚当.斯密对英国的影响仅次于牛顿。

在出版《国富论》12年后，亚当.斯密的行政职务仅是一个普遍的海关官员。一天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做客，来客是那些几乎掌握了英国经济命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亚当.斯密下了马车一进门，大家都起立欢迎，站着不动。亚当.斯密请他们坐下，英国当时的首相皮特说：“不，你坐下来，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然而，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的基本看法。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巨大震荡，带来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冲突。

在西方世界遭遇经济危机的“水深火热”时候，当时的苏联却是“风景那边独好”。他们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经济社会管理新模式。苏联从1928年到1932年实施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国家一派欣欣向荣。而这几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几年，苏联的成功引起了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一直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美国人，也尝试着以新的眼光看待政府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时，又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登场了。

凯恩斯认为，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国家经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运转。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是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以确保足够的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凯恩斯推动了西方国家经济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折，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的基本看法。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很快风靡西方经济学界，成为居于主流地位的一大经济学流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凯恩斯主义”作为长期奉行的“国策”，依靠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影响经济。“凯恩斯主义”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以至于有人把战后这一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

 

市场失灵

 

从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市场失灵带来的后果主要表现为：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以及经济的波动。

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一种力量进行纠正。亚当.斯密显然也意识到市场会有失灵的时候，但他认为，纠正市场的失灵依然是要靠“内力”，而不是“外力”，即个人的道德情操。也许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类的伦理道德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对“经济人”的最好约束。

显然，从经济的角度，只有“个体”没有“国家”是不够的，只有“内力”没有“外力”也是不行的。

实践已经证明，在市场失灵的时候，靠市场机制和个人道德的自然调节，需要的时间长，造成的损失大，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非常之大。为能迅速地纠正这种失灵，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理论，其手段就是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通过利用行政法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来校正市场失灵和反经济周期，使经济系统平稳运行。

 

政府失灵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一种“滞涨”。

滞胀也称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滞”是指经济增长停滞，“胀”是指通货膨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Stagnation)与高通货膨胀（Inflation)，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

凯恩斯认为，政府政策的目标是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他认为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存在，但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

人们发现，造成“滞涨”的原因一是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与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二是供给冲击，生产成本快速上涨使得社会供给不足，在带来通货膨胀的同时还会导致产出下降。

由“滞涨”人们也发现，政府不是万能的，国家干预也会发生“政府失灵”的问题。

政府失灵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是表现在公共决策失误，这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其次内部性导致的政府扩张，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和个人利益的内部性现象，给他们造成“经纪人”假设，导致政府部门的扩张；第三是官僚机构的低效率；第四是出现寻租和腐败现象。

政府失灵让人们看到了新经济理论的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自由坠落》一书中指出，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鼓吹的新经济理论已经被事实证明并不完善，必须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理论进行改良。

他认为，任何成功的经济体中，市场都发挥着主导作用，不过市场本身的运作并非无懈可击，政府不能置身于经济活动之外，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当市场出现问题时拯救经济，对市场进行监管，从而防止重蹈覆辙。另外，经济自身必须起到平衡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2010年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中国经济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以及与此有关的资产泡沫怪圈，政府不能仅仅停留于“事后调节”的地位，而必须采取“事前调节”的措施，建立预警机制。

 

必须依靠区域政府

 

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制度和规则比技术和资金更重要。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我们更应该重视在制度和规则方面进行创新。特别是在当前，我们往往更重视技术创新，而忽略了制度创新。

笔者认为，一个真正的成功经济体制，政府要依靠市场经济的基础、机制和规则来超前引领，用“有形之手”去填补市场“无形之手”带来的缺陷和空白。

政府超前引领，政府“有形之手”填补市场“无形之手”的空白，在经济学体系中可以在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形成一个中观经济学。这样，在“企业”和“国家”之间，就多了一个“区域”。如果说“企业”代表微观经济，“国家”代表宏观经济，那么“区域”就代表中观经济。笔者认为，这样的经济学体系才是完整的。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的角度再做一些比喻性的解释。如果说微观经济像一条条小溪，那么中观经济就像众多的大江大河，而宏观经济就像大海。在自然界，我们看到许多小溪汇成江河，条条江河归于大海。一个国家管理经济，就是要让溪流、江河和大海平衡与协调，防止大旱和大涝。

在我国，对微观经济的调节显然单靠宏观经济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中观经济共同作用。微观经济是企业和个人，中观经济就是区域政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的职能不仅是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还包括协调促进引领经济发展的职能。如制定经济规范和维持市场秩序；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基础服务；培育市场体系，保证市场有序运行；进行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等。

区域政府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代表了市场经济微观的层面，另一方面代表了国家政府宏观引领调控促进经济发展。

以中观经济的视野，还可以发现一些区域发展的规律。比如在很多国家，当考察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时，会发现在差异化的背后，不仅是有区域资源禀赋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区域政府职能效用发挥的好坏。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区域政府往往都作为重要的经济体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也许是这些国家发展速度较快的原因。

 

中国模式的根本所在是什么

 

在中国，我们会发现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除了一个个企业外，还有一个个的区域政府。或者说，中国的发展，不仅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有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层次的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的“双动力”。

这也许就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模式的根本所在。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很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提升。其一可以填补经济学体系的研究空白，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其二将区域政府纳入到经济理论体系中，可以创建多层次的市场，增强国民经济的稳定性。

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机制和凯恩斯的政府调控机制，这是一种超前引领的机制。这样，我们可以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作出如下梳理：如果说发现市场经济机制调节作用奠定了经济学理论基础，而政府调控理论的提出使经济学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那么超前引领理论的提出，使经济学又分化成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对于这个理论体系，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超前引领是指充分发挥政府特别是区域政府的经济导向、调节、预警作用，依靠市场规则，借助市场力量，通过价格、税务、法律等手段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式，有效配置资源，形成领先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政府职能转变：从“保姆”到“向导”

 

政府超前引领推动区域发展，实际上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国外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一个小渔村到发达国家的大转型。新加坡发展的“超前引领之路”比较早引起中国的重视，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不仅中国在学习新加坡，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对新加坡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新加坡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高失业率和高人口增长的国家。针对这种国情，新加坡政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既解决了国民就业的问题，又使自己成功踏上了工业化之路。

到70年代的时候，政府又适时地引导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邻国，大力引进知识密集型的企业。此后，政府在产业引导、人才战略、营造环境等方面超前引领，最终成为东南亚的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以及赫赫有名的“亚洲四小龙”。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周边国家的崛起，新加坡政府开始全面梳理自己的经济发展策略，启动了包括本土企业国际化等一系列超前引领措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在国内，佛山市顺德区的政府超前引领发展经验值得重视。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这里没有任何矿产资源，既不靠海，区位优势也不是非常明显。其资源禀赋是一般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却一直领跑中国的县域发展。是中国首个GDP突破千亿元的县域，曾经连续多年居中国百强县的榜首。

为什么顺德能取得如此成就？也是因为顺德历届政府的超前引领作用发挥得比较出色。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顺德政府提出“三个为主”（公有经济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以此推进农村工业化。到90年代初的时候，工农业的产值之比达到98:2，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在1992年后，顺德又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在全国率先进行产权改革，一下子解放了企业发展的生产力，一大批企业集团、许许多多的名牌产品成长起来。

2005年，顺德又提出了“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每个产业中至少要重点扶持3个以上的支柱行业，每一行业中至少要重点扶持3个以上的规模龙头企业），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战略等，推动了顺德的又好又快发展。一年后，即2006年，顺德的GDP突破千亿元。

顺德政府是实现从做“保姆”到做“向导”转型的成功典范。

除了顺德，广东其他的一些区域、江浙的很多区域，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应该要进入超前引领的阶段了。在发展还处于极低水平的时候，我们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就需要对发展进行引领，进行规划，实施推进。

我们已经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已经彻底打破了对物质资源消耗的绝对依赖，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创新变革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自然经济靠的是看不见的天，市场经济靠的是看不见的手，知识经济则要靠看不见的脑。可以说，“知识经济”归根结底是依靠“智慧”的经济，是“创新”的经济，而“智慧”和“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智慧，要靠人来创新。■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佛山市委书记、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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