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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源建设很可能从因小而烦恼，转向经受大而不当的折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马鞍山报道

 

安徽省马鞍山丹阳镇镇中心东北方向约5公里处，现代牧业万头大牧场此起彼伏的奶牛叫声和空气中弥漫的臭气让村民们感到心烦。

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典型者为现代牧业在各地兴建十几个“万头牧场”。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各奶业巨头纷纷加入建设万头牧场行列，“超级牧场”阵容越发强大。

悄然之间，畜禽养殖业已位居全国重点污染排放领域之首。

除了污染之虞，本刊通过调查采访得知，超级牧场不乏隐患，急需加强管理和合理引导。

 

多大才“适度”？

 

三鹿奶粉事件之后，为了使奶业走出危机，地方政府对规模养殖场建设给予大量资金和政策扶持。

业界知名企业则竞相宣布“万头牧场”计划，奶牛养殖规模化俨然已成中国奶业出路所在：

蒙牛计划未来3至5年陆续建设约20个超大规模的万头奶牛牧场；飞鹤乳业宣布5年内投资建设10个万头牧场；伊利计划新增20个“奶联社”模式下的牧场，在呼和浩特建设规模在1.5万头奶牛的牧场；上海光明建设海丰万头牧场；河北三元宣称在3至5年时间里建成2万头奶牛的牧场和20个畜牧场型奶牛基地；完达山与河北贝兰德合作成立的新公司计划再建4个万头牧场；经历三鹿事件教训之后的新西兰恒天然表示在中国兴建万头规模牧场⋯⋯

一些企业宣称“中国乳业竞争跨入牧场时代”。

奶牛规模化养殖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究竟多大规模合适呢？目前，多数政策法规或者行业标准对此均未做进一步的明确，多数情况用“适度规模”这样的模糊表述。

根据现有的规范，奶牛养殖达到100头就称之为“规模化”，随着万头超级牧场的出现，究竟何为“适度规模”，中国奶业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是闪烁其辞。

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胡定寰对本刊记者表示：“奶牛养殖规模化是必然趋势，但规模化不应该是人为的盲目规模化。”

本刊记者发现，现代牧业马鞍山牧场宣称的“零排放”至今没有实现（见《奶牛的后现代生活》），曾做过实地调查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孙君认为：“要达到‘零排放’，需要政府、村民、企业多方配合，光靠企业自身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各超级牧场建设计划来看，每个“万头牧场”的投资额大概在3亿~5亿元。这些企业投资牧场项目原则上不搞合资，要求的条件也比较高。但是“牧场运营商”们的投入只占少部分，大多数款项都是由当地政府补贴款、银行贷款组成。地方政府还往往会给予优惠的土地政策，土地征用等工作也往往由当地政府全权办理（见《奶牛的后现代生活》）。反而是稍小规模的奶牛养殖场融资渠道不畅。

结果，越是超大规模的奶牛养殖项目，越容易落地，越受欢迎。至于养殖规模会受到环境资源禀赋、养殖水平、管理能力等因素制约，则很少有人提及。

奶源建设很可能从因小而烦恼，转而经受大而不当的折磨。

“对于超大规模奶牛养殖园区建设要慎之又慎，不能忘记辽宁黑山、宁夏中卫超大型养禽园区禽流感灭顶之灾的教训。无论是规模场还是奶牛园区，养殖规模应控制在500头~1000头为宜。”宁夏银川金凤区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王秀清等人曾撰文表示：“不顾一切地盲目超大规模发展，带有太不理性的成分。”

陕西宝鸡市畜牧兽医中心谭向荣等人，在2006年赴现代牧业马鞍山牧场考察之后，建议宝鸡市应以千头规模奶牛场为发展方向：“新建单个牛场规模应控制在全群2000头牛以内，全群1000~1200头牛场是较好的选择；要建更大的牛场，应在不同的地方建多个牛场。”其部分原因是“万头规模奶牛场资金需求量大，管理水平要求高，疫病风险隐患增大”。

 

绕不过去的环境问题

 

兴建万头规模牧场，可能会在环境保护、饲草供应、疾病防控、牧场管理等方面都将遭遇困境。

环境问题首当其冲。

一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建在对居民会产生环境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甚至就建在居民区内。

现代牧业马鞍山牧场就是如此。本刊记者在该项目所在的丹东村、山河村采访时注意到，环境污染与征地补偿等问题纠结在一起，使得村民对于万头牧场愤怒异常。

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12月颁布的《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已经明确列出“禁建区域”，在禁建区域附近建设的，应设在禁建区域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场界与禁建区域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500米。

据《马鞍山蒙牛现代牧业万头奶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需设置500米卫生防护距离，需对相关村民组进行整体搬迁。该项工程涉及397户农民，1519人，拆迁主房屋面积6.7万平方米，附属房面积1万余平方米，总经费预计8500万元。

但是时至如今，距离牧场仅几十米的民居随处可见。

丹阳镇镇政府一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搬迁涉及的经费较大至今没有落实，搬迁工程处于停顿。就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已搬迁完毕的只有丹东村十多户农民。

“这个项目虽然落地在我们镇，但它是省一级领导亲自参与的项目，别说我们丹阳镇财政获取不到丝毫的税收，连马鞍山市一级财政也未必能获得多少利好。”这名官员抱怨说，“你还到牧场里面去了，我们想进去都未必能轻易成行。”

冲突已成常态。本刊记者在当地采访过程中发现，在部分村民对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也表示不理解，认为政府没有维护他们的利益，反而和污染企业利益一致。

 

防疫很棘手

 

防疫是“牧场运营商”们另一个麻烦。

与马鞍山现代牧业毗邻的山河村另一个养殖主业是养鸡。本刊记者注意到，现代牧业东面山顶就有一家养鸡户，此外还有一家冶炼厂。虽然有树林做掩护，但山顶植被已有破坏迹象。

2006年11月马鞍山市畜牧兽医学会《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的思考》：马鞍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城市消费的畜禽产品有80%是从周边省市调入的，防治外来疫情传入，难度巨大。2004年以来，由于高致病性禽流感、五号病及夏季猪的高热病的发生，导致畜禽大量死亡，养殖户损失惨重，农民的养殖积极性下降，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干扰。

据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教授肖永红等专家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虽然抗生素的使用在全世界的养殖业都非常普遍，但在中国表现为滥用。专家分析，面对比市场风险更为严峻的传染性疾病风险，一些养殖户不得不为畜禽下猛药，很容易造成畜禽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

与现代牧业邻近的马鞍山市花山区苏李奶牛场负责人耿敬清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我在全国远近都了解或实地考察过，畜禽养殖业的畜医水平都很一般，防治疫情的能力比较低。”

河北行唐爱农奶牛养殖小区负责人郭连喜也对本刊记者表示，养殖规模过大之后，疫情防治就显得更加严峻。他对2009年底~2010年初发生的一场疫情给周边奶牛养殖小区造成的损失记忆犹新。

马鞍山现代牧场场长常茂则告诉本刊记者，现代牧业在防治疫情方面非常重视，为此牧场专门组建有一支十多人的畜医队。

 

规划缺乏，治污无力

 

在现代牧业马鞍山牧场所在地，根据马鞍山市环境科学研究所、安徽省当涂县环境监测站科研成果《马鞍山市畜禽养殖业污染对策分析》显示，马鞍山市“对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管理力度不够”，全市缺乏一个对畜禽养殖业的环保规划，不能做到根据环境容量合理规划畜禽养殖业总体规模和布局。全市畜禽养殖单位环评执行率较低，针对畜禽养殖污染的日常监测相对较少安排。“不宜过分追求畜禽养殖场的规模效益，要根据当地水环境状况、土地规模合理确定畜禽养殖业规模。”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陈吕军表示，我国畜禽养殖业废弃物的配套处理设施少，处理水平低下。60%的养殖场缺少干湿工艺设施，80%左右的规模化养殖场缺少必要的污染治理投资，90%以上的养殖场没有综合利用和污水处理设施。

一些权威调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畜禽废弃物中氮、磷的流失量已大于化肥的流失量，分别约为化肥流失量的122 %和132 %。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张克强认为，近年来我国畜牧业发展处于规模养殖迅速增长的调整阶段，完成了由传统散养为主到规模养殖为主的转变。然而，相比国外相关政策而言，我国畜禽污染防治法规则比较粗放，仅在污染治理方面有原则性规定，在具体的养殖承载力、农田粪便施用量方面没有要求或者要求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

荷兰、挪威、德国等国都根据各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土壤类型和种植结构，具体规定了不同的饲养规模。荷兰全国只有4个大型农场，整个畜牧业分散在全国13.7万个家庭农场，产生的畜禽粪便在自身农场进行消纳；日本通过立法限制大型养殖场的建设，并规定养猪超过2000头时所排出的粪便、污水必须经过处理，并符合规定要求；丹麦猪肉出口量是世界第一，然而畜牧业依靠的是全国8万个种养结合的自耕农。美国对养猪场的环境管理要求严格，超过一定规模的建场必须得到更高层级的许可。

这些国家都根据当地土壤性质、肥力状况、水文条件等因素制定该地区具体的畜禽粪便使用方法、使用量、使用次数和使用时期，以求达到在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的氮磷养分平衡。

尽管在中央和地方对畜禽养殖的环境管理做了规定 ，但落实有限；在省级政府的层次上，除了上海市制定了管理条例外，只有部分省市对这一问题有所提及，但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省级以下的部门，甚至将加强环境管理视为畜牧业发展的障碍。

超级牧场往往属于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当地环保部门“服务周到细致”，环境保护让位于招商引资。比如，有报道显示2009年现代牧业在某市的项目落地之前，为使项目尽快获得环评批复文件，该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前后12次到省局汇报，争取支持，并努力做好各种协调工作”。环评报告批复下来之后，“市环保局指派专人到省局代业主取回批文，并送到业主手中，受到业主肯定。”

本刊记者检索到一份2007年3月9日发布的《关于汶上蒙牛现代牧业有限公司万头奶牛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显示，该项目未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6年7月擅自开工建设，至报告批复时场内牛舍已基本建成，济宁市环保局曾对项目下达停建处罚通知。然而，随即恢复开工，未见任何处罚。

中国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认为，畜禽养殖业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农牧脱节”。畜禽养殖场规模、布局不合理也很大程度上受农业系统和畜牧系统职能分工影响，造成农业政策与环境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两个层面双双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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