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或国家总是把社交媒体视为动乱的原因，这是对民意和社交媒体的误读。
《商业价值》杂志特约专栏作者 方世彤 独立新媒体观察、研究者
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都开始在腾讯“织围脖”的时候，这意味着社交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也开始紧密相连。如今，在一些关键时期，甚至能在微博上看到一些大佬们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强烈干预。虽然在中国，社交媒体和政治间的关系被人为地降低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型传播媒介或者人际交往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而它的力量也不容置疑地会与政治事件相关连。
今年1月25日以来，中东、北非发生巨大的变化，利比亚因为政治风波引发的内战让人们对社交媒体的力量更加关注。这次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提醒我们要注意社交媒体，并更新我们曾经的世界地缘的政治观点。当世界变化的时候，你必须紧紧跟上，否则世界只会让你越来越不能理解。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最近一篇关于中国媒体的博文中，也提到了社交媒体：“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17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
“榕通社”作为微博上的一个活跃ID，被拿来和国家电视台，新闻社作对比。从一个外国人的眼里能看到他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认识，不仅仅是从国家新闻机构说什么而来，也从社交媒体上的民意反映而来。
美国著名学者Clay Shirky在今年年初的《外交杂志》上提到，世界上最早的社交媒体与政治相关的大事件是2001年1月17日菲律宾用手机短信号召的民众抗议活动——一条被疯狂转发的短信“Go 2 EDSA. Wear blk.” ，短短16个字符吸引来100多万民众聚集。那一周有700万条相关短信发出，一直持续到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总统离职。这位总统把下台归于“短信的一代”。
其实，短信只是社交媒体的一种形式。如今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出现，如微博、团购网站、问答网站、基于地理信息的服务LBS等等，这些在过去是想象不到的。而社交媒体到达人群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有人做过统计：广播到达5000万人花了38年的时间，而Facebook到达1亿人只花了9个月时间。现代科技和新型的社交媒体传播方式，让这个社会的政治力量瞬间能发生巨大变化。
2009年6月伊朗大选结果公布。由于落选方的不甘，同时利用手机短信和微博传播，导致了长达两周的动乱。有数据显示这段时间内，相关微博数量达到10亿条，因此许多人把“伊朗革命”称为“Twitter革命”。
从短信到微博，与政治活动相关的推手在介质上迅速地进步。其实，各种矛盾才是动乱的主因，社交媒体只是让这种变化来得更快一些而已。当然，伊朗的例子其实也说明如果有正确的应对措施，在社交媒体上的角力不一定总是一方获胜。
许多人或国家总是把社交媒体视为动乱的原因，这是对民意和社交媒体的误读。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交媒体的发展最为迅猛。社交媒体在社会生活、社会政治中产生的作用更多是积极的。
比如说竞选。在英国大选期间，著名社交媒体Facebook就专门建立了Democracy UK页面。利用这个页面来全面报道英国大选。Twitter也成为英国大选辩论时的重要推手，大量的选民通过微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对大选结果的期望。
奥巴马则被称为是社交媒体送上总统宝座的第一人。今年即将开始的美国新总统选举，奥巴马一如既往，率先在Facebook上宣布竞选计划；在他之前，多名候选人已经设立了Facebook账号，并宣布竞选计划。在还未开始的传统竞选前，社交媒体上的竞选战已经打响。
对于社交媒体来说，在政治活动中，自身也不断得到提升和改进。例如，最近加拿大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就令该国的环球电视台为网民提供了全媒体的社交媒体传播解决方案，观众可以在网上看电视转播的辩论实况和网络直播的文字，亦可以同时通过微博进行讨论。然后，所有相关讨论会即时形成曲线，由网站提供出来，供大家对多位候选人表达自己的民意变化。
可以说，媒体因为政治而存在，社交媒体也因为政治而逐渐成为主流媒体。如果不正视这一点，传统媒体的转型很难找到正确的突破口。而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结合，在电视方面产生了所谓的“双屏战略”——即对第二屏的开发与关注——这第二屏恰恰是社交媒体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