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墙壁画廊”到真正的画廊，从国外市场到国内市场，从画画的到卖画的，在大芬村，每个“村民”都在寻求着属于自己的突破。虽然残酷，但梦想仍在。
 
文｜CBN实习记者 郑浩榕
图｜Mickey

　　在尚弘的记忆中，他还未曾体验过收到墙壁清理通知时的那种绝望。那是在2月24日，布吉街道大芬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让他在一份通知单上签字，他发了火：“不签！”
　　一旦签字，就意味着他经营了四个月的“墙壁画廊”化为乌有，而他自己也将无处可去。和他一样收到这份通知的，还有大芬村里另外100多名“墙壁画廊”经营者。而此时靠近深惠路的5条巷道里的墙壁画廊已被拆除，只剩下空木架。
　　8月份，深圳将迎来其首次主办的大型体育赛事—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政者想要这座年轻的城市变得更光鲜一些。而且，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复检都是主政者的大事。这意味着，“影响市容市貌的违规乱搭建、雨篷、乱张贴的招牌和广告牌等”都要拆除。
　　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的大芬村自然也在清理之列。城区的不断扩张已经让这座村子成为了城中村。这个村子为外人所知，是因为它“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名头，并且现在已经成为深圳市的一块招牌。在这个方圆0.4平方公里的小村子里，集中了上万名画师和上千家画廊，一个集合了油画加工、收购和出口的油画专业市场也得以形成。
　　在尚弘最初的想象中，这是一个可以靠画画养活自己的地方。河南大学工艺美术系毕业后，他创业做了十几年广告设计。等到厌倦的时候，他在网上知道了大芬村。2008年3月，他把公司转掉，从郑州南下深圳，来到了大芬村。
　　但是，他正好遇上了自大芬油画村成立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受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年年底的104届广交会上，大芬村油画的订货额仅有108万元，是原来的1/30，这时候，没有人会需要新的画师。之前做老板的他不得不依靠家里的补给过日子，也觉得没脸回去，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直到7月份，他才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一份打包装的工作，工资每月900块。
　　好在他一直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来深圳的第3天，他就开始画画，但很快被房东赶了出来，嫌他画画气味太大。后来去了工厂，尽管有员工宿舍，为了方便画画，他宁愿自己到外面租房。
　　2010年春节后，尚弘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到老围东一间画廊租了个2米多的画位，500元一个月。3月15日，尚弘正式开始了他在大芬村的画画之路。激动之余，他也有些担忧。和在工厂比，画画更自由，但收入没把握。体力上轻松了，但要整天操心技艺水平和订单。
　　14年没接触过画的尚弘一开始完全适应不了这个市场。他尝试着接了订单，中间却遇到订单因为客户不满意被退回来重画。为了提高技艺水平，他需要去观摩别人的画作来重新学习，并通过朋友的介绍去寻求指点。
　　做了8个月慢慢有起色，到11月尚弘听说有墙壁出租决定搬到现在的店址，一面25平方米的墙每月租金700元。这使他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装修用了7800元，后来又进了些画，加上画框总共花了将近2万块，尚弘又东拼西凑弄到了这笔钱。
　　就这样，他成了大芬村120家“墙壁画廊”中的一家。这些墙壁画廊多分布在两栋楼房中间两三米宽的巷子里，这种画廊只需靠着两边的墙壁搭个木架子就可以挂画，上面加一个宽约半米的雨棚，有的会再加上一个改装过的40厘米宽的卷闸门。
　　一切看似就要步入正轨，一纸通知又带来了新的难题。倘若画廊被拆掉，这么多画没地方放，再不济也得把东西处理掉换个回家的路费，不能再借钱了。那几天他忙着把手头的画低价抛售，进货时100多块钱的画30块就卖掉了。
　　2月27日下午，尚弘看到不断有人往大芬美术馆广场跑，才得知墙壁画廊经营者们正集体与管理部门交涉。于是，他立刻放下画笔，店也不看了，就跑出去加入。3月1日，深圳龙岗区有关部门在与墙壁画家开了协调会之后，决定暂缓拆除。这让他缓了一口气。虽只是一面墙壁，但对尚弘来说，如果画廊被拆除，“借的钱没了，这三年的工作也全报废了。”

　　张观乾曾经品尝过“报废”的滋味，不过不是因为拆迁，而是因为那场让尚弘不得不去工厂做工的金融危机。
　　他是大芬村的老住户了。1998年大芬村正在由自然村向城中村转变的时候，他就来了。那时候的大芬村虽然还只是个“臭水沟”，但油画生产、收购和集中外销一条龙的体系已经形成了—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来到大芬，租用民房进行油画的收集和转销，同时招募学生帮助他完成外商订单，由此将油画产业带进了大芬村。
　　在他和另外3个朋友租了一间8平米的小房间、一人一面墙画画的时候，大芬村主要出品的，还是黄江带的那帮人画的那种行画。所谓行画，是指那些已经有了市场行情的商品画，多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但是因为没有老师，张观乾接触不到这个部分，他也不想做行画。
　　等到很多香港人开始到罗湖商业城买画、画廊老板需要一些有创意的画作的时候，张观乾抓住了机会。他先是把画挂靠画廊出售，有些外国人看上了会上门过来收。刚开始张观乾都是免费给他们，他想要后续的订单。和他同时来到大芬村的有十几个人，因为都刚毕业，互相有共同语言，也不想做行画，他们就联合起来，客户信息互通有无，寻找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
　　2001年，大芬村建成了油画一街，成为村内第一个油画专业市场。而也是这一年，张观乾还清楚得记得一个场景—“9·11”事件发生后，很多客人定的画因为飞机不飞了，很多人把画拿去路上贱卖。
　　不过真正的产业分水岭是在2003年的SARS时期。那时候国外的流行风向从传统的风景、花卉等转向了抽象。而且，在此之前，大芬村都是以行画为主，且必须通过香港或其他渠道才能接到外国的订单，而SARS后通过互联网，尤其是阿里巴巴、环球资源，加上许多深圳的贸易商已经盯上了大芬，可以直接拿到国外的订单了。
　　不过，很大程度上，大芬村仍旧被视为“人肉复印机”，而且国外的要求更严，“如果你有个人发挥的话，就算你做得比原先好他也不要。”到2004年深圳举行第一届文博会时，张观乾他们也成了第一批受益者，直接接触到外国客户，拿到第一手的订单。
　　张观乾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大市场—酒店装饰。2002年时，在东莞一家家具厂濒临倒闭时，老板临时想到了把家具卖到美国附带送画这个点子。张观权经朋友介绍就画了一些，取了5个样板，都是130×130CM的。差不多一年，这家厂就活过来了。这让他信心大增。
　　“他们喜欢厚重的，灰色调的，很有味道，”张观乾摸熟了西方人的喜好，“欧洲人住老房子就是有钱，住新房子的就是没钱，跟我们相反。装饰品也是以旧的、灰的为主。”
　　那几年每个月都有外国下的几百张订单。虽然单价不高，但速度快，一天就能有800块的收入。直到2007年，他经手的大部分客户都是国外的酒店会所，尤其以美国为主。这一切都让张观乾觉得是时候主动出击了。2007年张观乾注册了一家公司，希望直接从外国客户那拿到订单。
　　但就在这时，金融危机来了。持有公司将近一半的股份使他的资本全部被套在里面，没有订单，资金链断裂。这正是当时许多画商共同面临的窘境—根据大芬管理办的统计，大部分公司当年订单减少幅度为25％至80％。
　　最终张观乾只好选择把公司卖掉，这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陷入了低谷。
　　直到2009年下半年，张观乾租了个小门面重新设立了一个工作室。他意识到，如果说SARS时期是产品的转换，那么金融危机就是市场的转换。把国内酒店作为一个突破口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他开始主动打电话找一些设计或者装修公司，向他们提供自己的装饰画，或者咨询他们有什么需要，自己再去找相应的人来做。做酒店装饰画的好处在于，它的效果通常容易被觉察，做开了的话依靠口碑传播便能带来更多的机会。
　　有了十几年的历练之后，在卖画方面，张观乾已经驾轻就熟。但2007年来到大芬村的徐建全至今还没能真正融入到卖画人这个角色中。
　　在来到大芬村的4年间，30岁的徐建全已经开过两次画廊。即便如此他还是更愿意把自己称作是一个画画的。
　　由一个画画的人变成一个卖画的人，这种不适应感让他感到困扰。他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开店就是尝试突破这个性格局限。第一家画廊在老围西靠近深惠路的地方，位置太偏僻。后来他把店搬到了老围西4巷1号，在大芬村幼儿园隔壁，这已经是个中心位置。
　　但他发现还是不懂得怎么和客人沟通，特别是在谈价格的时候。不像其他一些夫妻档可以丈夫画画妻子卖画，单身的徐建全都是独自经营。
　　如果遇到的是批发客户，他们对行内价格非常熟悉，根本没什么价钱好谈。不少客户都是看谁便宜找谁，相比之下，那些长期合作的客户反而有利，“因为他相信我们，我们会更用心帮他做得更好。”然而徐建全的固定用户并不多。
　　订单多的话去年有做一单800多张的，找了20来人做了一个月，最后净赚2万块钱左右。小量的一两张也就赚个几十块钱，“因为懂行的人来做这个，把你给控制住了。都是按尺寸、图片内容给工钱。”如果订单自己画不了或画不完，也大都找朋友帮忙，这是大芬村很多小画廊的常态。找人画的成本基本是出价的60%，“比如200块的画要给画工120，这120由画工自己支配，成本也由画工出。”
　　在他眼中小画廊都被大画廊挤得没法生存。前者品种少且单一，而后者资本充裕规模做大了，客源和订单自然就拿得到好的，也请得起人。
　　今年就有一家浙江的企业进驻大芬设点，曾邀请徐建全加盟。不过他还是拒绝了，“收入高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安逸，去的话局限性更大。”他觉得市场一直在更新换代，一旦跟不上那个节拍，就等着被淘汰。自己十几年的经验在他们那里根本没用，他们的分工太细，需要的只是一名画工。
　　“得不到重用还不如自己做。虽然自己这样做也可能跟不上，但也宁愿自己做。”徐建全最害怕的，是像那些在大芬村画了20年的画工一样一成不变，无论是思想观念、生活状况还有画画技艺。
　　虽然自己创作很累很难，像小幅的50×50CM的行画，两三个钟头就可以搞定，创作一幅画却得花十天甚至更多的时间去构想。但为了跳出画工这种发展路径，他决定今后要偏重原创。
　　不过在改变之前，他还要先面对生存上的挑战。“所有东西都在涨价，就画跌价。”而这也是现在大芬村无数画师面临的大难题。其中涨得最要命的当然是租金。
　　徐建全的画廊实用面积为12平米，月租金2000元，而在4年前才刚刚1000元出头。店铺转让费用也在疯涨，很多画商在转让的时候会在原有转让费上再加上自己的租金弥补亏空，下一家会继续叠加，这样转让费越炒越高。
　　相比店面来说，尚弘经营的那种“墙壁画廊”的租金已算是比较便宜。
　　许多小画廊还来不及和大画廊交手，就已经先被租金和物价给击倒了。徐建全的朋友画工阿钟，2009年开了一家小画廊，经营了三四个月就关掉了。虽然每个月有四五千块的收入，但8平方米的店租每月已经要一千五。阿钟又回到了大芬村的最底层—画工。

　　今年36岁的阿钟早期学的是国画，到了1995年才学油画，以印象画见长。和大多数喜欢画通宵的画工不同，他的眼睛已经受不了长久的灯光，现在白天画四五个小时已经有点累。收入有时候一天七八十块，有时候七八百。也因此这边画画的人生活很不规律，到了赶货的时候，常见的情况是半个月里连着每天只睡两三个钟头，最后带来五六千元的收入，但代价就是另外半个月的休息恢复。
　　阿钟说假如每天画画的时间能到八九个小时，一个月收入可以保证在六七千元。大芬村画工能拿到这么多的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有些画抽象的因为速度很快而且别人难以模仿，价格高，做十来张便能月入一两万。还有一些，夫妻都在卖命地画，同样月收入将近2万。但这种人没有多少。
 　　对普通画工而言，要想提高收入只能增加工作量。阿钟估计，大芬村大约有一半的画工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除去生活开销，如果无法做到足够勤快—一天画上10几个小时，画画根本难以赚到钱，这还得是在有订单的前提下。
　　为了获得订单，画工之间的价格战就无可避免。不少学徒刚刚单飞，只能用低价来开拓市场。一张小幅风景的工钱1块多，以前卖6块钱一张，现在3块多，甚至1块都有人做。
　　不同画种的价钱也不一样。阿钟以画印象画为主，因为没法流水线生产，价格相对较高。抽象画比较两极化，简单的最便宜，但一些新开创的价格会很高。客户当然也会压价。阿钟的应对方法就是高低价都接，但视乎什么价给什么工。但这对画工的要求不低，如果不是做得很熟练也没有办法控制。
　　画工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而出手之后即便能飙升到高价位，也已经和画工本身无关。而像这些利润极低的出价，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在阿钟看来，“量多把这个市场搞坏了。”最终，生计难以维持的画工就选择了离开。“这两年流失得很厉害。我们是怎么看出来的呢？理发的、沙县小吃的老板说的，画工一走，他们生意就差很多。”
　　除了2009年开店的那几个月，阿钟一直都在出租屋里画画，还带着一个学徒。客户会有他的联系方式，要不送单过来要不让他过去拿。在大芬的街道上，很难看到画师的身影，他们的多数都在楼上，或宿舍或出租屋里接单画画。有一部分人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客户群，而到一楼开店的则通常是想接触到新的客户。
　　而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些画工的存在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现在能够引起他们重视的，是原创者。为了扶持原创，2007年大芬油画村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共有268套，租金为每平方米10元，目前已经住满。王应良就是第一批住进去的画家之一，公租房按级别分配户型。王应良是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可以租到二房一厅的户型。
　　王应良现在主要是靠展览和网络来宣传，2009年他出版了大芬村原创画家里第一本正式作品集。现在主要是两种人来买他的画，一种是收购原创画作的，另外一种是搞收藏的，他相信随着鉴赏水平的提高，大芬这块土壤迟早会成为更好的跳板。这几年他的画最高一幅能卖到五六万元。
　　除了公租房，2007年大芬美术馆落成，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成为深圳市展览面积最大的美术馆和全国唯一的美术产业园区配套美术馆。在刚刚过去的深圳第七届文博会大芬分会场拍卖会上，342件参选作品拍卖成功率达70%以上，单幅作品最高拍出70万元。
　　不过大芬艺海艺术品拍卖行的董事长贺克也承认，依托大芬土壤相对比外围一般的拍卖行好得多，但大芬在外界认知中还只是一个复制的基地，从作品征集就看出外围的大名家、收藏家对大芬村还不太承认。所以艺海目前的重心还是拓展市场。
 　　行画也一直在寻求改变。张观乾说，“真正盈利的必须要有新的血液，要贴近市场，走国内市场，还有一些做得更好的就往产业、集团的形式去做。”大芬村现有的绝大多数还是作坊式经营，2010年它的产值达5.5亿元，但这甚至比江浙一带的一家油画企业的年产值还少。
　　目前，布吉街道新的五年规划已经确定，正在逐步实施，在规划中，一期的布沙路北侧的大芬油画村东区、布沙路南侧星威制品厂、茂业周边地区和大芬工业区，以及二期的百门前工业区、龙山工业区和宝渝运输公司，总计46.89公顷将建设成油画产业集聚区。
　　对大芬“村民”们来说，这种规划还是显得有些遥远了。眼下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能够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些。
　　尚弘正在创作一幅油画，准备在6月10日前赶上一本叫《中华之星深圳百位艺术家作品集》的画册，“这也算是展示自己的一次机会吧。”最近这两个月的订单情况看起来还不错，最多的可达20张，散单也没间断过。如今画一天订单一两百元很正常，最多的一天能挣500元。
　　4月，尚弘终于有了纯收入，虽然只是几百元，但他仍旧很激动，终于可以给女儿汇生活费了。但“暂缓拆除”仍旧是压在他和其他墙壁画廊心头的一块大石。本来尚弘想做个卷帘门再装饰一下，现在都不敢了，进货也不多进，“至今一点消息都没有，不知道哪天拆了怎么办。”
　　徐建全则刚刚把门店转让了出去，原先在画廊的一幅阳光森林的画已经移到了宿舍，这幅画画了将近2个月，徐建全还是不满意。
　　现在阿钟有几个比较固定的客户，其中一对夫妇已经合作了近5年，现在则开始转做面向国外的网店。阿钟目前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自己的一套房。
　　张观乾的新店刚装修完，他也正在构思他的新作品。现在他的订单已经遍布国内。“我们做的跟设计师其实很像，客户要什么东西，我们跟着其自身风格和时尚元素去走”，他把这种称为“创意产业”，既是商品又是一种创作，“对我来说画画和商业可以平衡，做这个东西，我的选择还是对的，起码适合我。”
　　而这座村子的管理者，也在思考着到底如何真正做到门口标语上写的那样—艺术与市场在这里对接，才华与财富在这里转换。
　　（文中阿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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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芬村油画产业链

A周边支持

画材
包括了画框、画框木材、颜料、挂钩、画布等配套产业一应俱全，价格基本都为批发价。画框工人工作时间较长，但收入较画工稳定很多。

原住民（房东）
大芬村原住居民只有300余人，近些年无论是店面或者住宅，租金涨势迅速，加上店铺转让费中有一部分的钱作为“喝茶费”上缴房东，收入丰厚。

B油画生产

画工
大芬村管理办估算，如今村内聚集的油画从业人员约6000人，如果加上周边社区的约2万人。他们以画临摹画即所谓的“行画”为主。刚刚进入大芬的年轻人大多从学徒做起，接受培训。学成之后成为画工开始谋生。一部分画工积累了一定声望，慢慢脱颖而出寻求单干，如果资金充足，他们也升级成了画商。

原创画家
现大芬村有原创画家200人左右，一部分人在大芬村内开有画廊。为了扶持原创，政府在大芬村盖起了画家村即公共租赁住房，以低廉价格租给来到的原创画家们。每年由政府提供经费，组织原创画家集体出行采风，并在国内举办巡回展览。    

画厂
多为楼下开店楼上有生产车间。在作坊里既有画工独立成画，也出现一幅名画几人分工，每人专画其中一部分的情况。大企业会选择直接到别处开办画厂，通常有四五千人，它们直接从客户处接单。

C油画交易

画廊
现大芬村有大小画廊及门店1100余家，知名企业40多家。商品画通常都以订单模式完成。画商与买家协议确定内容和数量，再交由画工完成任务。
小画廊包括工作室，大画廊则包括了许多大型油画公司名下的店铺。小画廊依靠门店招徕新客户，大画廊/企业通过更多的分店来抓取资源拓展平台。

交易市场
大芬油画市场以欧美、非洲和中东为主，市场遍及全球。到2010年，外销占了交易额的60%。较为集中的油画交易市场向规模化发展，现有黄江油画艺术广场、集艺源油画城、大芬卢浮宫及大芬公租房一二层的油画交易广场。今年文博会，正式成立了大芬原创艺术交易中心。

拍卖所
目前大芬仅有一家拍卖公司，即深圳大芬艺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由贺克创办于2006年11月9日。目前立足于大芬本地画家，且大芬原创油画多以无底价形式竞拍。

大芬美术馆
建于2007年，斥资近亿元，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是深圳市展览面积最大的美术馆和全国唯一的美术产业园区配套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