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同事越来越多。对于他们来说，“外籍员工交社保”和办公室里其他事一样，都是让自己获得认同感的“微妙小事”—这，可能是那些中国同事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文｜CBN记者 赵蓉 王梦璐  实习记者 施钰涵
图｜House CBN摄影记者 肖南

　　赶在下属敲响自己办公室的门之前，美国人Douglas Deboer做了个深呼吸。这只是一次工作中的常规面谈，但他还是决定借助这种方式，好让自己在即将开始的对话中表现得平和些。
　　Douglas供职于EF英孚教育，是中国区负责运营和战略的高级副总裁。尽管知道作为一家外资公司的员工，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其实都能够理解并接受那种通常意义上外企所鼓励的“开放、直接、坦率”的沟通方式。但过去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7年经历告诉他，一旦自己表现得emotional（情绪化），他的那些中国下属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是不是有哪里做得不对”。
　　Douglas试着改变一些在工作中习以为常的做事方法—总是吓到下属总归不太好，当这个习惯于有话直说的美国人想要和中国下属谈话时，他就深呼吸一下，提醒自己收敛起一些情绪，尤其是千万别显露出任何“着急”的意思。他偶尔会想起自己在纽约工作时那种直接了当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双方就不同意见争辩一番的场面，“和在这里比起来，我们那种方式简直显得粗鲁。”
　　他的微小改变足以让身边的中国同事们把他真的当作“自己人”，正在逐渐把那些外国同事们当自己人的还有社保。 2011å¹´6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将从7月1日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参加社会保险。
　　这还是一件“微妙”的小事，就如同Douglas所琢磨出来的诸多与同事相处的法则一样。想要让自己从一次谈话中既弄清楚事实，同时又一并弄清楚对方的一些真实想法，或许就不能开门见山地说，“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比如开会，这种他在美国工作时看作是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最佳场合，在这里可能更适合用来发布信息，那么如果有个想法要征求大家的意见时，“还是先给那些比较信任的人逐个打电话问一下会比较好。”
　　但在初来乍到时，这些事情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很难有所领悟。
　　三年前，瑞典人Lotta Lagerdahl来到上海的公关公司工作。这只是她一个突发奇想的决定—她试着给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一些公司投了简历，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工作邀请—在那之前，她11年来都在瑞典的同一家公司工作。开始了在中国的工作后，这里每个人都忙忙碌碌很有干劲的氛围让她觉得很兴奋，“欧洲的工作节奏太慢了。”
　　与此同时，一起工作的同事—大多是她的下属—对她也都很“客气”。这倒是让她有点不解，大家似乎都不愿意对她多说什么。由于自己对中国本土的情况不够熟悉，有好几次正式或非正式地讨论项目方案时，她发表的有些观点和看法并不正确—这是她事后才知道的，但同事中竟然谁都没有向她指出过，“他们不像我那样想，却都不肯告诉我。”她不知道是自己的哪方面出了问题。直到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聊天，她第一次听说了“面子”这个词，才知道大家在照顾她的“面子”，担心她“lose face”。
　　“我们公司鼓励大家挑战上司，有意见就提。但我在知道了中国有‘面子’这回事以后，如果我想听取意见，我就在和同事单独相处时私下问他，这样做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中国—无论是作为市场还是研发中心等—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到中国工作。根据中国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共向外国人签发了11.99万个工作签证。2011年，这一数字变为60万。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雇员的出现，曾经只是习惯于公司有个外国老板的中国雇员们，也开始习惯更多的外国同事。
　　在大部分外企，公司的管理模式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尽管人们表面上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几乎没有太大的文化差别，但大多数中国人真正遵循的思维方式仍然不同。于是，像Douglaså’ŒLotta这样西方背景的外国人，还是需要去观察和揣摩着所谓另一种“对”的做事方式—他们不再只是公司里如同摆设一样的外国人。
　　在美国亚特兰大长大的Sean Cauffiel在决定来中国工作前考虑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甚至还和一位来自中国沈阳的好朋友讨论过许多遍关于中国和美国文化和行事方式上的差异。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他最后还是决定来中国生活。在美国念完大学后，他申请到了一份在湖北一所大学担任英语老师的工作。
　　在他工作的地方，Sean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明晰职责的指示。学校既没有给他培训，也没有告诉他课程内容设置。甚至他工作了整整一学年后，也没有人来问过他具体如何上课、都教哪些内容。英语教师中的中国人也几乎从不和外国老师说话。“我只是觉得很沮丧，我和我工作的地方竟然好像毫无关系似的。”在他的经验里，从公司接受员工培训、倡导与同事合作，以及从上司那边得到关于工作表现的评价反馈，都是在美国从事一份职业最基础的一些前提条件。
　　他开始参考其他老师的课程内容，编辑了一份教学大纲，在上课时的一些失误中总结着教学经验。“但事情总归也能往好的一面想吧。”他安慰自己，“如果我的上司一步步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大概不会像现在学到这么多。”
　　“接受现实。”Sean的想法很简单，在中国的复杂经历有助于他真正了解这个在他看来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社会。
　　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能像Douglaså’ŒLotta一样是公司中高层，有人觉得自己因为外国人的身份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人则可能面对一道单选题：要么是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否则，他也可能需要去“战斗”。
　　新西兰人Josh Neal在北京房山的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入职至今一年多。第一年公司以“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理由不给他缴保险，他去询问，却得到一个“因为你只在学期上课时工作，假期不工作，所以不满一年”的解释。第二年公司开始给他缴保险费，额度却很低。最近他得了疝气，被告知全部4000元的手术和医药费都要自己出。新西兰的社会福利保障很不错，他的心里感到落差。
　　不过，对福利的不满意还不至于让他讨厌这份工作。工作中出现了很多他看不惯的事，“幼儿园的领导每个月会对所有学生的英语进行一次不定时抽查，而这些抽查的结果也与老师们的腰包直接相关。”如果学生考得不好，负责这个班级的老师就会被扣钱，一个月被扣几百元。有一次，轮到他要被扣钱，他坚决反抗，说“扣钱就辞职”，而其他被扣钱的中国老师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制度。当他和中国同事谈起，他们的反应基本上都是：“是的，我也不喜欢那样，但是我无能为力。”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那些和公司领导“关系近”的老师都不会被扣钱。
　　这所幼儿园之前也出现过外籍老师主动辞职的情况。因为附近吃饭的地方少，所以员工大都在幼儿园的食堂吃，Josh认识的一个英国女外教，是个素食主义者，她多次向公司提意见，但始终没什么结果—食堂总是“忘了”这回事。在Josh他们看来，尊重饮食习惯是一件大事，食堂应该单独给她做素菜。
　　但这些糟糕的经历并没有影响Josh仍然喜欢待在中国，他已经做好长住的打算，所以准备换一份工作，也准备请律师起诉现在的工作单位。
　　“外国人交社保”这件事情对Josh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依此为自己争取到合理的保险和福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这一政策给出的说明是，从公平角度出发，不应该把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排除在享受社保的范围之外。
　　就像Josh这样，“外国人”这一背景不再是他们独特的优势。现在更多的公司对招聘外国员工也越来越理智，外国人虽然在语言、适应西方公司文化性格上有优势，但在专业上未必合适，公司现在会综合考量。
　　他们也需要为自己的职业增加更多的优势。
　　四年前，大学毕业后的一个星期，德国小伙子Dominik Ehmann来到了中国，按照计划边学习边旅行了一年多后，他在欧盟中国商会找到一份负责公共事务和对外联系的工作。工作内容本身并不复杂，有时却会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不熟悉情况，中国人做起来很简单的事儿他做起来则会变得很麻烦。
　　一次，他手头有个任务是为客户安排一趟去西塘和嘉善的行程，结果他在电脑前面重复了大半天打开和关闭网页的动作，却还是没找到自己想要查找的内容。“我搜到的几乎全是日期标注为两三年前的信息，完全搞不清楚现在还能不能用。”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会搜到那些过期的信息，以及如何在对的地方查到最可信的信息，他像是初学互联网搜索的小孩子那样，费了很大的劲，最后才搞定了行程和车票。
　　Dominik在德国念大学时学习的是汉学，汉语水平不错，但刚刚在中国开始工作时，他甚至还没意识到这项“语言技能”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是一种多么大的先天优势。有一次，和同事与客户在一起开会时，他尝试着第一次使用汉语发表意见—原先他说的都是英语，反正同事和客户也都听得懂—结果他发现用汉语表述的那些内容，最后被对方采纳的几率要大得多。与此同时，他开始尝试把邮件往来的语言也从英文变成汉字，这必须花费他更多的时间来打字，但也收获到了更好的效果—得到的回复中有更大的信息量。
　　“听得懂周围人在说什么很重要，弄懂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更重要。”两个月前，他开始在万博宣伟上海公司工作。当他听到同事们把一些日常联络对象称为“某老师”的时候，他去打听清楚了“老师”在中文里作为尊称的含义和用法，然后在写邮件时悄悄改变了原来的称呼用语。“我发现，自己调整得和这里的文化越是一致，对方对待你的方式就越是像对待自己人，相对来说也越是平等。”
　　这一点，现在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John Tippetts深有体会。仅仅是能说中文的老外和不会说中文的老外，别人对待他的方式就会很不一样。John 现在的工作是英孚教育的一名外籍教师，在英孚学校时，工作人员经常对他说，“John，能不能麻烦你告诉谁谁谁，有件事是这样……”é‚£“谁谁谁”通常是那几个不会说中文的外籍教师。“其实工作人员也都会说英语，但可能他们感觉这样更方便吧。”John乐意当传声筒的同时心里也在唏嘘，“哎呀，要是我不会中文，别人可能也都不愿意和我说话了吧。”
　　会中文在某种程度上还帮他节省了不小的开支。有一次，他在健身房里不小心踢肿了脚，去到离住所最近的长宁区中心医院，花10元挂了个号。走进诊室时，那位上了年纪的医生看到他是个外国人，面露难色，但当他开口用流利的普通话描述自己的腿伤时，却得到了很热情的回应。而他从一些外国朋友那里得知，由于不会中文，无法到当地的医院看病，只能去专门针对外国人的私人诊所，“光是挂号费就要几百元。”
　　1993年，还是高中生的John自己跑到上海来旅游。一出机场就被出现在眼前的第一幅画面震惊到了—那么多人！站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出口外的马路上，他视野里所有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他在美国怀俄明州家乡的小镇的总人数。而更让他吃惊的是，站在那里时，周围几乎所有人都停下来打量着自己—一个金发碧眼背着大旅行包的外国男孩。那次为期半个月在中国旅行，他只遇见过一个外国人—一个为了写书而专门来中国旅行的作家。
　　出于对中国的极大兴趣，读大学后John 每年暑假来上海交大学习中文，有时跑去襄阳路逛街买东西，被听到说普通话时还会被小小地围观，那时在上海能见到说中文的老外还并不太多。1999年大学毕业时，他在上海的一家培训公司工作，用团体活动的方式训练中国雇员如何适应外资企业的文化。John记得，那时他们的一个大客户是麦当劳，这家公司从那时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招收员工。一年后，他回到美国。
　　两年半前，John在英孚教育找到一份教英文的工作，“搬回上海”。他联系上了11年前住在长乐路上的那个房东，“John，我当然愿意还是把房子租给你，但现在的租金是6000元。”印象中的中国人“谈钱伤感情”，但房东显得比John更直率些。最后，John在水城路附近找了一处上海老房子住下。一方面是看中隔壁就有个巨大的菜市场，晚上还有热闹的夜市可逛—美国的家乡小镇上只有一家店，并且到了下午5点就关门。另一方面，长乐路上的那处房子，当年的租金是800元，占他工资的1/10，而他现在的工资显然没有同时涨那么大的比例。
　　多年以前在中国人眼中还存在着一个“在公司拿着高薪、当着高管、享受着高福利”的外国人群体。这种刻板印象如今也随着我们身边出现越来越多普通外国同事而消失了。他们已经从“外国人”变成“只是同事”了。就好像如今John走在路上时，再也没人多打量他一眼。

外国同事的困惑

01
中国 会把同事带入自己的朋友圈。
欧美 下班后很少与同事聚会。

02
中国 工作时，会利用私人关系。
欧美 工作时尽量撇清私人关系。

03
中国 工作和业余时间皆可处理工作事宜。
欧美 下班或休假时拒绝处理工作。

04
中国 少于公开挑战上司，很少直接提意见。
欧美 鼓励对上司公开提意见。

05
中国 以工作时长评判工作表现。
欧美 以工作效率评判工作表现，提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进度。

06
中国 关心每笔开支的具体情况。
欧美 只关心是否超出预算。

07
中国 针对自己的批评“不置可否”。
欧美 对批评主动反馈，与上司理论或主动承担。

08
中国“领导中心制”的决策程序。
欧美 决策须谋求协商共识。

09
中国 遭辞退亦礼貌感谢公司。
日本 遭辞退时表达对公司失望。

10
中国 跳槽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加薪或升职。
日本 不常跳槽。换工作大多不涨薪水。

11
中国 同事的办公电话一般不代接。
日本 同事的办公电话也要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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