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的最后一个掌舵人，载沣的新政最终都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满清王朝气数已尽，已非人力所能挽救
文/罗雪挥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后的第20天，大清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颁布了“罪己诏”，这是历代当朝者万不得已时的谢罪反思。该罪己诏痛陈：“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图利之网。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
在下“罪己诏”的当天，载沣还接连发布了好几道惊世骇俗的诏书：一道诏书是取消“皇族内阁”；另一道诏书，则破天荒地提出了“（开）解除党禁”。该诏书表示，如今时代前进了，在以前可以算作犯罪言论的，在今天只不过是不同的政治观点和见解罢了，一律既往不咎，一切臣民都会受到国家的保护，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不得任意逮捕。载沣稍后还进一步下诏，允许革命党人可以按照法律公开组织政党。朝廷甚至嘉奖了亲自到娘子关抚慰革命军的山西巡抚吴禄贞；曾经试图刺杀载沣，被判永远监禁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等也被释放，还向其发放了川资，并交与两广总督张鸣歧“试用”。
上述举措，都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接连出台，但是亡羊补牢的开明政策，并不能阻止大清的覆亡。1911年12月6日，载沣退位，辞职理由之一便是“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两个月后，宣统皇帝溥仪被迫逊位，一家一姓的中国王朝统治宣告终结。
有心护国，无力回天
出身天潢贵胄的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其嫡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其丈人则是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载沣自幼用功，不仅国学基础扎实，也是晚清精通满文的少数人之一。他18岁时作为大清帝国第一个出使欧洲的亲王，途中参观了西方强国的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等，应对得体，崭露头角。对大清皇族尚抱有一线希望的时人称赞他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未知凡几，比之处深宫之内不知外情之诸王、贝勒等，其相去又何啻天渊哉”。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临死前，指定了载沣不满三岁的儿子溥仪继承大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的名义监国，负责掌管军国政事，接受外国国书及使节觐见。这使得载沣成为实质上的大清皇帝，载沣的头像被史无前例地印到了大清帝国的钞票上。虽然此时的载沣尚不满26岁，他要统率的是一个业已病入膏肓的帝国：满汉矛盾日益激化，内忧外患次第来袭，这远非一个政治经验不足，天生富贵，且在巨宅深府中长大的年轻人所能够驾驭转圜。
为保住大清统治，载沣兢兢业业。初掌皇权，他并不耽于个人享乐，而是下了一道“立国之道，以民为本”的诏书，要求官员“以爱民为首务”，责令严加惩办那些不关心百姓疾苦，扰民害民的州县官吏。同一天又下诏“崇尚节俭、屏戒浮华”。
晚清时期，百姓负担畸重、国家财政窘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满清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的官吏消耗惊人。载沣因此而下令“命中外切实考核裁汰，毋漫无限制。”
针对司法诉讼中贿赂舞弊成风，载沣要求“问刑衙门”办案公正廉明、清除弊端。
此外，他还积极赈灾，并于1910年春颁布了《大清新刑律》，相对做了人性化的革新，比如规定禁止刑讯，废除凌迟处死，改斩绞为死刑，改笞杖为罚金等。其它诸如开办学堂、调查户籍、严令禁烟等措施，都不失为改善民生之举。
不过，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的论断，“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 《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则描述了载沣新政被帝国官僚体系扭曲变形的过程。该书引用了大公报的时评来反映1909年的国情，即“贪官污吏足跻满朝”，同时还引用了日本间谍方小太郎的观点，这个深入刺探中国国情的日本人，对中国时局做了精辟的陈述，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而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将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
载沣试图维护王朝稳定的“仁政”果然都被腐败的大小官僚演绎为“苛政”，变成了搜刮民众，摊派苛捐杂税的利器。以办学为例，《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记述：“中学堂每年经费仅大钱1883吊，却从民众兜里搜刮14000吊，浮收冒收现象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尤以经济发达地区为重。”1909年9月15日，江西宜春数千农民更将县城团团围住，并用抬枪土炮等重武器轮番开始进攻。暴动起因之一便是官方规定的“学米捐”从每石抽取10文增加到50文，而另外一项关于户口统计的沉重捐赋，也令宜春百姓不堪忍受。
载沣的新政到底还是沦为了一纸空文，维新越深入，各地民怨越沸腾，反抗斗争越高涨。晚清成为百姓暴动的高发期。根据不完全统计，仅1910年各地就发生饥民暴动80次，抗捐暴动30次。比较著名的如1910年6月，山东海阳民众发动的抗税暴动，清廷派兵镇压，死伤达千人。
步步被动，丧失民意
载沣当国，中国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载沣后来曾回忆说，共和是全世界的潮流，他当时却根本不懂得这一点，而且也不清楚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的真正区别。
包括立宪派在内，人们依然寄望于载沣自上而下的新政，尽快扭转大清统治的覆亡局面。即便是百姓暴动，起初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1909年，除新疆外，各省都陆续建立了咨议局。这是沿袭慈禧太后统治时预备立宪的政策，该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9年大限并非全是清廷推诿之举，因为大清极力仿效的日本君主立宪制度，从开始明治维新到正式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要历时23年。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描述了清廷立宪的初衷：“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的勿宁说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为了保住清王朝。”
立宪被认为是拯救大清覆亡的良方，议会政治迅速吸引了当时的社会精英，第一次选举议员时，约九成的议员同时拥有传统功名，且受过新式教育。大势所趋，载沣也不得不重视起来。1909年6月23日，陕甘总督升允被朝廷免职，就因为他上书反对立宪“不求其本，徒袭皮毛”，反对“操之过急”。
不过，当提前立宪的民意高涨时，载沣却强硬坚持9年为期，一方面仍企图巩固皇族集权，另一方面也是力求稳妥。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实施宪政，这还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头一遭。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曾经发出警告，中国过快的政治革新将导致帝国的颠覆。美国驻华外交官费莱齐认为：“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
1909年12月，以张謇为议长的江苏谘议局发起，十六省的议员代表在上海集会，要求在两年内召开国会，遭到载沣断然拒绝。他颁布谕旨表示，等到九年筹备好了，国民教育普及了，朝廷就一定会定期召开国会。
请愿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几乎持续了一整年，载沣并未顺从民意，而是执意弹压，甚至出动军警引发血案。迫于形势，载沣终于让步，在1910年11月4日下诏：缩短预备期限，决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决心先行组织责任内阁，作为推行宪政的实际步骤。
不幸的是，载沣推出的是令社会舆论哗然的“皇族内阁”。该内阁成员于1911年5月8日宣告天下，其中汉族官员只有四名，满族官员占了8名，有5个人都是皇族，包括官声不佳的奕劻，由原首席军机大臣摇身变为总理大臣，其它大臣也多是改个称呼罢了。《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叙述了载沣真实的想法：载沣后来闲居时对家人谈起，当时处在那样紧急危险的关头，不但启用汉人是极大的冒险，而且满人中的别人，也难以肯定会比奕劻更为可靠，更好驾驭。所以只好大致是原班人马了。载沣后来还说，他原是想让奕劻再干一阵，等到形势稍加稳定再启用载泽，但没有想到皇族人士是不适宜担任总理的。
立宪派仍在做最后的努力。各省咨议局议长和议员联合上书，请求从皇族外挑选总理大臣，目的是“责任明而政本以立，皇室固而国祚益昌”。但是忠诚的上书得到了载沣的斥责。君主立宪没有人再努力争取，取而代之的是打倒专制，建立共和的呼声。辛亥革命发生之时，地方咨议局成为造反的主力之一，这便是载沣对立宪问题处置失当的代价。他并未采取疏导民意乃至采取谈判的做法，而是步步被动，被时局推着走，最终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形势急转，载沣飞快地妥协。他在同月颁布的罪己诏中，甚至表示“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其目的当然还是想保住大清的江山。可惜为时已晚，载沣也并不能超越他的皇族身份和时代局限，仍视革命为乱党，并没有趁机在“罪己”的同时提出与革命党人对话的建议。他失去了与南方直接谈判的机会，将谈判大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被任命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同年11月3日，咨政院提出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载沣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他立即下诏公布了“十九条”，规定皇帝的权力限定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皇族不得出任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非“依国会决议之特别条件”，皇帝不得对内调遣军队，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
澳洲历史学者，《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作者雪珥高度评价了载沣限制皇权的政策，认为其对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制度基础进行改变的尝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雪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海外有学者将载沣新政称作“新政革命”，并将其与民国初年革命的持续探索看作一体，比如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事实上，当1911年皇族内阁诞生之时，国内多数政治派系十分失望，但在西方却获得好评，美国外交官依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只是，这些原本出于被动的推行宪政的蓝图，并没有机会在大清落地生根。此时离载沣退位，不过一个月光景了。
墙倒众人推
载沣初当政的1909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就曾经预测中国三年之内将爆发革命。他认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极度衰落的中央政府，其权威已经荡然无存。
“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跨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如此评论晚清国事。
载沣新政的努力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打击，比如其禁绝贪污受贿，但是举国贪腐，他甚至管束不了自己的家人。《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一书引述，载沣本人确实不注重享乐，生活上也不是特别奢侈，而且至今也没有见到有关他贪污受贿，或者像慈禧那样收受臣下贡礼的记载，但是他的弟弟载洵就是一个巨贪。载洵曾被派到奉天查案，火车到了，他不肯下车，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才肯下车。关外虽然盛产貂皮，但是一下也凑不出三千套来。地方官不得不派专人携巨款到北京加紧采办，凑足了数才作罢。《清鉴纲目》进而记载：“其弟载洵、载涛等亲贵用事，借口振兴海陆军，多事搜刮，人民愁怨，载沣不能制。”
载沣监国末期，曾经力图实施“铁路国有化”，但是当时大清财政一贫如洗，只能借外债举办。民间地方反对的呼声不断，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兴起。载沣再次失去民意，他把保路问题同乱党问题联系在一起，结果保路斗争上升为武装起义，并促使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大多数省份纷纷响应，临到载沣退位时，全国已经有14个省建立了军政府。载沣治下的江山，就只有东三省、直隶、河南、甘肃等省了。
“他的过快而最后失控的改革，令中央权威最后崩溃，地方离心主义导致了辛亥年的易帜。严格地说，辛亥革命并非一场有‘主义’的革命，而只是政权失控后的自然坍塌。”澳洲历史学者，《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作者雪珥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了载沣与辛亥革命的因果。
大清气数已尽，载沣本人对终日坐在火药桶上的日子业已厌倦，他及时地选择了退位，没有最后承担亡国的罪名。与载沣矛盾重重的隆裕太后当即批准了载沣退位，而不久后，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不得不率宣统帝溥仪退位，爱新觉罗家族结束了对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虽然取得了皇族优待条件，且无性命之忧，隆裕还是被亡国的罪责压垮，在45岁的盛年去世。
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清廷让位的前提下顺利诞生，虽然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但是在客观上避免了大规模内战。澳洲历史学者雪珥认为，这仍是中国历史上“性价比”最高的一场革命，流血最少、变化最大，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之后，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政治宽容”“民族和解”都成为革命的主流。
退位后，载沣小心谨慎，刻意与政治权利中心维持恰当的距离。但他后半生津津乐道的大事，便是清帝退位之年，同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会见。《最后的摄政王载沣传》记述， 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到醇亲王府访问载沣，载沣热情出迎。孙中山对他在辛亥革命中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务、同意清政府退位及和平交出政权，致以慰勉之意。他认为这些行动是爱国的，是有政治远见的，有益于革命的。孙中山表示，载沣身为皇帝的生父和摄政王，还处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能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不过，虽然载沣后期对孙中山不乏敬仰，孙中山赠给他的亲笔题字照片，一直被载沣珍藏在身边，直到他去世后才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载沣本人并不赞成共和。载沣的七弟载涛，曾掌管大清陆军，后来在文革时期饱受惊吓，于1973年去世。他于上世纪60年代早期所写的《载沣与袁世凯的茅盾》一文中提及：“载沣对于皇帝退位，是始终不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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