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在“老协和”工作过一年的马家润，一辈子遵循 “老协和”的严谨传统，完成了自己这代人承上启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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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日，马家润第一天到协和医院上班。2011年夏天，在协和医院行将迎来90年院庆的时刻，81岁的马家润仍然清楚记得自己入职的日子，几乎是脱口而出。

马家润是北京人，自幼就与协和结下了缘分。当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出资出人，与政府合作在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进行公共卫生实践，还是东城区小学生的马家润就曾在该所接受检查、接种疫苗。后来因为家庭经济情形越来越不好，不能够同时供他和哥哥一起上学，1948年，还在上高二的马家润不得不辍学在家。当时协和医院复院，正在招人，马家润的父亲觉得协和医院工资高，工作稳当。为此托了协和医院的朋友，帮儿子报了名。其实北京解放的1949年初，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南下工作团都招考青年学生，但是家人仍然希望他能够进入协和医院工作，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马家润于1949年5月、12月两次通过了协和的体检，之后就顺利上班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清洁工。医院里的熟人安慰他，只要你努力，好好工作，协和是有一些机会的。果然，两个月后，协和医院病案室需要人手，考试内容包括英语，要在报名的十来个人中选一个，马家润报名后，通过了笔试、面试，从此与协和病案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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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刚刚参加工作的马家润还不满20岁。虽然已经解放了，但是协和医院还严格遵守着“老协和”的管理模式。协和人仍然以使用英文为荣，马家润回忆，那时去领个东西，写个条子，都需要用英文，他曾亲眼见到前来查病案的林巧稚大夫一进门，就用流利的英语和时任病案室主任王贤星交流。事实上，一直到1951年被政府接管，协和医院的病历全部是用英文书写，后来才改成中文，而病案的疾病诊断名称则要到1957年才全部改成中文。

协和那时的管理很严格。马家润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医院上班，从来不迟到。规定走道声音要轻，说话声音要低，绝对不允许穿硬底鞋，特别是高跟鞋。所有在协和工作的员工上班不许吃大蒜、韭菜，也不准吸烟。有人去厕所偷着吸烟被发现后，当即就被开除了。

“老协和”当时与众不同的地方，是用美金折合薪水。马家润记得，中孚银行当时在协和医院里就有一个营业所，可以即时兑换。他最初的薪水是每月17美金，当时约折合人民币70多元，这比协和外面的普通工人高多了，但还属于协和里最低的水平。马家润记得，当时初级的职员月薪是36美元，共有六个等级。他不晓得高级职员的月薪究竟有多少。但是后来改革工资制度，病案室主任王贤星月工资调整为人民币225块，肯定比他从前拿的工资低。

优厚的薪水之外，还有一流的福利。马家润回忆，那时协和员工的妻子、子女到协和看病都不花钱。医院对住院医师、护士的后勤服务更是周到，衣服被褥的清洁，宿舍的打扫都有专人负责，马家润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有医生专用的食堂，哪怕是夜晚紧急动完手术，大夫饭厅里还随时有人給预备热饭，“你就干你的事，什么都有人管。” 马家润介绍，彼时协和的医师没有后顾之忧，給病人诊疗，也绝无费用压力，只需考虑怎么更合理地为病人进行诊断治疗，确有需要才开出化验单。

在马家润印象里，当时一般的老百姓并不愿到老协和来看病，来协和就诊者多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者，但是确有不少穷人来就诊，真正没钱的患者老协和可给予免费诊治。协和医院当年在患者挂号前设立了一个分诊台，挂号分A、B、C、D四档，A档属于特别病人，能够指定某大夫看病，但是化验费、检查费、药费都要提高几倍；B档只需支付正常费用；C档可减免部分费用；则D档则完全免费，但是这类病人的经济状况需要由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调查和甄别，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在病案上有详细的记录。协和的工作人员除了帮助其就诊，有时还帮助他们找工作，解决就业困难。马家润还记得那时有一个贫穷的患者腿部残疾，一直在协和看病，每次来都免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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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正式决定接管协和。协和的旧时代结束，此时马家润恰恰在“老协和”工作了一整年。年轻的他很快接受了新变化，协和的教职工保留原职原薪。为了不让“亲美反动分子”聚集在协和这个 “资产阶级大染缸”，同时国家卫生系统建设也需要借助协和的力量，协和的大量骨干被抽调，协和病案室就抽走了不少人。马家润回忆，当时的解放军总医院开院，从协和调去了大批业务骨干，包括电话员，其病案室的组建、科室主任都是由协和过去的。马家润本人则曾经到职工业余学校工作一年余，1954年1月份又回到了病案室。1955年工资评定的时候，马家润被评定为行政20级，老主任要給他争取19级，被主管领导拦下了，领导说，他还年轻着呢。

协和被接管不久，便由总后卫生部派来了军事代表，实行了军委建制。1955年5月，马家润和同在协和医学院办公室工作的妻子结婚，妻子当时还穿着军装。婚礼是在协和的护士楼食堂举行的，由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李宗恩主婚，学校张之强政委证婚，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很风光。马家润的两个孩子此后也在协和医院里出生，全家人都盖上了协和的戳记。

虽然只在“老协和”工作了一年，但是老协和的文化让马家润受益终身。“‘老协和’要求一个人必须很严谨，对工作要精益求精。”马家润说。他总结，“老协和”建立了一整套严丝合缝的，完全以医疗服务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有着严密的工作流程，有时下一个工作就是在检验上一个工作的结果，每个人都严守自己的岗位，各个环节都有诚信在。马家润表示，他在“老协和”中感受到的这种严密工作氛围，后来在协和病案室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资深的病案室主任王贤星靠边站才被迫暂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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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主任是我的老师，那一点都不错。‘老协和’的那些事，老主任想起来就会跟我叨叨。”马家润觉得自己最幸运的地方，便是进协和不久便能够在病案室主任王贤星手下工作，而且两人十分投契，马家润在言谈中一直不失尊重和亲切地称他为“老主任”。

老主任是协和医院病案历史的活化石，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并于1918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以后又进入南京金陵大学进修一年，修习拉丁文。早在1919年6月，王贤星便到协和医学院募用处工作。1921年，协和医院建成，开始收治病人，建立了病案室，王贤星调任病案室工作，并于1922年被任命为病案室主任，1942年，日军占领协和期间短暂关闭医院，王贤星曾赴四川，担任了华西医院院长，负责管理协和在四川的医学生。1946年返回协和做复院前的准备工作，1948年5月协和医院恢复开业，他继续担任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一直到1977年，以83岁高龄光荣退休。

王贤星堪称是中国现代病案管理工作的创始人。病案不同于病历，后者是指正在运行的，还没有归档的病案，前者则是指按照规范客观、完整、连续记录患者疾病变化、诊疗经过、治疗效果的档案，由病案管理部门按照规定保存，是医疗、教学、科研的基础材料，也是珍贵的原始历史档案。

1914年北京协和医院的前身北京施医院就建立了病人的个人病案，1919年前后北京的一些医院也都建立了病案，但是那时的病案记录都比较简单，无专人管理，病案使用率不高，而且病人每住一次院就給一个编号建立一个病案。是王贤星首度确定了人性化的病案管理原则，即一个病人来医院看病，不管到几个科就诊、住过几次院，都统一使用一份病案，并将所有病案记录集中统一编号管理；还建立了病人姓名索引，按罗马拼音顺序排放；建立病人的入院登记和出院登记；建立疾病分类索引和手术分类索引；对病案资料的借阅、归档都建有严密的登记和管理制度等。这一套办法在中国很多医院推广使用。

严格的制度最终还要依靠人来落实，中国病案管理一直到1985年才有了正规的学历教育，此前一直都是口传心授，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马家润在“老协和”的最后一年受到了严格的协和式训练，他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师在他初入行时的教诲：“我们是吃号头这碗饭的，必须把号弄清楚，千万不能出错。”“字写得不好没关系，必须写公正写清楚。”在实践中，马家润养成了很多良好的工作习惯，比如病案收回来整理摆放时一定横竖错开，避免混淆；病案装订后书写好封皮的编号，一定要与第一页的病案号核对；化验单等都一定要对病人名字、检查日期等进行核对，如果有问题，就尽量想办法弥补。马家润牢记一个协和医生曾对他讲，研究病案时，里头如果缺少一个化验单，这份病案资料就等于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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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天，也就是马家润刚调进“老协和”病案室不久，正值酷暑时节，著名教授钟惠澜来到病案室，要总结分析黑热病病案。马家润和同事积极配合，每天下午到病案库房查找病案，一连干了近一个月。库房设在协和楼顶绿琉璃瓦之下的闷顶子内，屋内被晒得热气腾腾，大家不得不脱掉上衣赤膊上阵，终于完成了任务。

马家润在《几度沧桑话病案》一文中回忆，“统计数字表明，协和正式发表的论文，有85%都是依赖病案资料总结完成的，许多科研成果也是依靠病案取得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林巧稚当年为得出中国妇女骨盆大小的正确数值，曾动员了全科医师到病案室，总结了上万份产科病案。当时协和的医生无论任何级别，都可以向病案室提出要求，请其配合查找。医生研究后，再用英文写出文章，邮寄到美国发表。解放前，协和中国医生无权用中文写论文在中国医学杂志上发表。

协和医院因为收存的病案数量多，历史长，内容翔实，能反映医学科学的最新进展，曾与协和的专家教授、图书资料一起，被并称作“协和三宝”，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享誉中外，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王贤星当时曾向医院申请到美国学习病案管理，时任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医生应到协和去学习。”在老协和，病案室主任地位很高，说话、办事的威望和影响很大。病案室直属协和医学院与病案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成员除协和医院院长外，大多是科系一级的主任，比如内科主任狄维德，包括后来担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等协和业务骨干。

协和病案极大提供了医学教学、科研的便利，受到协和医生们的重视，同时还为社会历史调查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马家润曾在回忆文章里记述，当年发生在北京的反动军阀段祺瑞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学生遭枪杀，4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不少学生当时被送到了北京市各医院救治。1985年共青团中央和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调查该运动中的死难者，调查者走访了有关医院，调阅当时受难人员的老病案，结果在其它医院一无所获，只有在协和医院，不仅找出当年被送到老协和抢救治疗的近20名罹难者的全部病案，而且找到一位尚未弄清姓名便死在协和的学生病案。调查人员很感激，因为老协和病案使得很难调查弄清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名女随行人员想查明她是否出生在老协和医院的产科，并希望查明准确的出生时间。在问清了她父母的姓名后，根据姓名索引，很快找到了她的病案。当出生记录以及病案中保存的出生时的脚印呈现在她面前时，她惊喜万分。这件事上报中央后，协和精心细致的病案管理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协和医院曾经有不少名流显贵来看过病，协和存有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等人的病案。此外，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包括林彪和刘亚楼在内，都曾到协和看过病，邓颖超则是林巧稚的老病人，马家润表示，所有的病案协和都一视同仁，只是在近年，一些具备重大历史价值的名人病案才由专人保存。

令人遗憾的是，编号为“9954”的孙中山病案袋中，仅留下了一张借条。1942年，协和被日军侵占后，日本人以“借阅”为名，将孙中山的病案资料全部取走，一直没有归还。

 

保存病案风波

 

具有珍贵价值的协和病案得以在乱世中幸存至今，是老主任以及协和病案室工作人员，包括其它诸多协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马家润亲历并且继承了“老协和”人保护病案的传统。他在《记王贤星主任二三事》一文中记载，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协和，欲销毁近50万份协和病案。战争爆发前曾到协和病案室和图书馆卧底的日本军官松桥堡，某日告诉王星贤：“你的病案我们准备销毁送造纸厂。”王贤星冒着触怒日本人的危险责问：“这些病案放在那里，对你们日本有什么害处吗？为什么要毁掉，你们太愚蠢了！难道把这些科学的有用的东西当废纸？”老协和人深知这批病案的价值。当年在北平中央医院医院（后改名为中和医院，是人民医院前身）担任院长的老协和毕业生钟惠澜知道后，紧急出面联络，说不要烧毁，如果要卖我全包了，我去凑钱买下。当时的协和图书馆馆长赵庭范，也曾代为寻找地方存放病案。数月后，松桥堡告诉王星贤：“你的病案决定不销毁了。”

而根据马家润的回忆，1960年，国家物资严重匮乏，有领导出于好心，提出将一些老病案送造纸厂再生造纸支援国家。老主任建议先征求临床科室主任们的意见。结果不久，时任协和医院副院长董炳焜找到王贤星说：“只问你一句话，病案能不能销毁？”王贤星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销毁。”董炳焜说：“你放心吧，我去做工作。”

文革期间，病案保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一位工人造反派组长厉声厉色指着王贤星质问：“我们工人就要当家，你说，你保存的病案有什么用，应该销毁了吧！”逼得年逾古稀靠边站的王贤星只得说“可以销毁，销毁！”会场一片哑然。马家润急中生智，赶紧指着自己尊敬的老师质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病案工作，不知道病案是有用的吗？你是说的真心话吗！真得可以都销毁了吗！”尽管老主任当时面色通红，马家润以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果断狙击，结果会议上再没有提销毁病案的事。

20世纪70年代初，又有领导提出销毁部分病案的意见时，马家润向老主任建议，协和的病案已是国家珍贵的部分档案资料，干脆去征求国家档案部门的意见，结果因为协和病案具有的历史价值，再一次得以保留。

马家润和老主任在动乱年代结下了友谊。“破四旧”期间，老主任叫上马家润，两人一起偷偷地将英文书籍、档案资料藏了起来。马家润则继承了老主任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文革时候，协和医院所有的化验单上都必须加上毛主席语录，马家润逐一印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语录，有意对其它人再做提醒。

1979年，马家润开始长期任协和医院病案室副主任，病案室后来升级为病案科，因为富有经验，病案工作有什么难题，人们还是会常常找到马家润解决。老主任退休以后，偶然想起办什么事，也是写一张条子就給马家润送来。

1989年7月4日，老主任离世，享年96岁，家属遵照其遗嘱将遗体捐献給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马家润撰文《缅怀我国病案管理的创始人王贤星教授》，以示对先师的纪念。

 

                          è€¿è€¿äºŽæ€€çš„三个错

                 

马家润很珍惜“老协和”时代的历练，并在协和近半个世纪的病案工作生涯中，养成了“吹毛求疵”的工作习惯。这个看上去特别和蔼的人，一旦觉得他人工作不严谨，马上就觉得别扭；收到质量差的稿件，他会着急上火，立即签署批评意见。马家润对自己也毫不含糊，“我在工作中常常有意识地检查自己的工作，不能说一个错也没有，但几十年下来都很少，协和医院有这个工作作风。”

马家润说，自己与协和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在他经手的少说也有几十万份的病案中，但他难忘的工作失误只有三次。第一次是一个姓张的男病人，30多岁，得了慢性白血病。因为病案室把他的病案放错位置了，起初找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病人对马家润说：“我要是从你们这儿的后门走出去，就再也不麻烦你了。”马家润说，他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从后门出去意味着死亡，“我们对不起病人”，马家润回忆至此有点哽咽。这个病人的病案后来还是找到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慢性白血病是真正的不治之症。

马家润第二次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位罹患绒毛膜癌的20多岁的顾性女患者。当时的工作流程，是病人挂号后，由门诊通知病案部门，分拣出其病案，再送达门诊各科室。马家润记得，这个女患者总是等不及，门诊还未通知就来催自己的病案。几次三番后，马家润和该患者吵了几句。但是他立即就后悔了，“不管怎么样，她还是个病人呀！”当时病案室和门诊离得近，可以看到门诊挂号的情况。这以后，只要一眼看到那个女病人来排队挂号了，马家润就不等门诊通知，飞快地把她的病案找出来，主动提前送到门诊去。后来这个病人还是失救，马家润却终身记住了她。

马家润第三次关于病案的记忆，已经是在他退休之后。当时有一个罹患运动元神经病患者的病案怎么也找不到了。已经结束了返聘工作，离开协和的马家润一直为此牵肠挂肚。后来有一次他回到病案科，终于找出了原因。原来是那份病案因为时间太久，其标注号码的下角不小心折合后被别上了，6个病案号因此变成了5个病案号，按号索引当然找不到。纠正了这个错误，马家润很是自慰。

1991年，马家润正式退休后被返聘，直到1997年才结束在协和的工作。此后他先是到北京崇文区卫生学校从事病案管理专业教学，而后又参与组建中国医院学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参与创办了《中国病案》杂志，并曾担任副主编，并眼见着这本杂志由一部内部杂志逐渐成长为医学科技核心期刊。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还时常回到协和病案科，协助整理老病案展，并为《中国病案》杂志承担审稿把关任务。

 

1950年初，年轻的马家润迈进“老协和”大门，亲历了“老协和”的最后一年。

2011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马家润迎来了“新协和”的第一个甲子。

“这一辈子全都为了这个事业。”马家润感慨。根据马家润提供的资料，自1921年元月建立协和第一份病案起，迄今为止，不包括协和医院西院，即后来合并的北京邮电总医院在内，仅协和医院东院已经积累保存了260多万册病案。2005年，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张振馨开展“胎儿发展对成年人罹病的影响”研究，要在全球采集数据，但只有北京协和医院独家提供了能从1948年推移到1921年的病案资料。资讯二：

 

   北京协和医院大事记

 

1921å¹´9月16æ—¥    
北京协和医院落成，为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所属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1942å¹´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 ，医院停办

1948å¹´5月1æ—¥     
医院恢复门诊和住院部工作

1951å¹´1月20æ—¥    
新中国人民政府接办北京协和医院

1966å¹´           
医院更名为反帝医院

1972å¹´1月1æ—¥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反帝医院更名为首都医院

 

1985å¹´3月18æ—¥    
从“首都医院”恢复为“北京协和医院”

 

2002å¹´2月21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与信息产业部邮电医院合并重组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2010å¹´5月        
医院日门诊人次突破1万人

 

 

 é’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æ¸¸æˆæµ‹è¯•ï¼šä¸‰å›½æ—¶æœŸè°æ˜¯ä½ æœ€å¥½çš„兄弟！！  ä½ ä¸å¾—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