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4班”在清华的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他们亲历了光彩重生的八十年代，从灿烂到终结。他们命中注定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反思者、受益者和负重者。毕业20多年来，大家承担了转型之痛，享受过机遇之美，花费了不菲的代价，收获着不同的命运。

                  

                文/罗雪挥   房一盟

 

 

1984年的9月3日至5日，是清华大学校历规定的1984级新生报道时间。

刘小航在他第一次踏进清华校门前，还不曾说过一句普通话。他来自四川南充高级中学，那年高考的分数他至今还会脱口而出：553分，在南充地区名列前茅。到清华报道是他第一次出远门。此前最远他只去过成都。新生报道的地点就设在清华学堂大门口，紧邻的大草坪尽头，便是古典庄严的清华大礼堂，刘小航觉得浓郁的文化气质与历史氛围刹那间就扑面而来，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清华，27年后，刘小航对此还记忆犹新：“对学校的感觉非常非常好”。

同样还不大会说普通话的熊伟文，从长沙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一下火车就上了清华的校车，他至今还记得那些热情接站的清华老师和同学。熊伟文来自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是1984年长沙市高考的第二名。第一次踏进清华，对于他来说是件无比激动的事，因为“一个湖南的中学生能够考进清华，又是特别热门的系。”他和另一个也说不好普通话的湖南老乡蔡神元，一起结伴去游天安门、故宫，看到了那些从前只在画上才见过的风景，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吴文学也几乎在同时离开了家乡，风景秀丽的四川乐山犍为县清溪镇，那里有一条名叫清溪的小河与贯穿四川大部的岷江相连，临近李白居住过的峨眉山。吴文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口就吟出李白的诗句：“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二十五岁的李白，在出川游历之际写下此诗。年轻的吴文学也就此出川，并与清溪渐行渐远。他来自四川乐山一中，一个培养过诗人郭沫若的名牌中学。就在吴文学考入清华大学的前夕，乐山一中建立了“未来班”，远在大西南的孩子们提出了大胆的建议，写信请北京的谷建芬阿姨为他们谱写了一曲班歌，“蓝天高，雁飞来，青青松树排成排，我们携手又并肩，唱着歌儿向未来……”

来自北京实验中学的孙杰，则早在他的同班同学接触北京之前，已经近距离接触了清华。孙杰的清华记忆源自高中时代，来自清华大学的师哥师姐到北京实验中学做专业推广。原本没有任何概念的孙杰，就此心向往之。参加高考时，清华经管学院尚未正式启动，因而高考招生时的名称还叫做管理信息工程系。1984年，孙杰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该系在北京招生的11名学生之一。

就在他们进校后不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建立。刘小航、熊伟文、吴文学、孙杰，成为了清华经管学院建院后第一批本科生。因为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他们所在的经管1984级，也被称作“经4班”。

那一年，他们都是18岁。

那一年的9月6日晚上，他们同时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清华的西大操场上，举行了一九八四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开学典礼。

他们因此而永久地成为清华历史的一部分。2011年的春天，清华大学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记者找到了《清华大学一览》，在1989年度的毕业生名录上，整齐地排着“经4班”34名同学。刘小航在最后一行倒数第三位，紧挨着他的是老乡吴文学，熊伟文排在第四行，孙杰排在第二行。排在最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右下角标注着一个小小的“女”字。这短短的五行名字，曾代表着南充、乐山、长沙、北京、上海、鞍山……，而如今，这34个名字以及那些名字所代表的曾经年轻的脸孔，已经风流云散，游移在世界各地，从东方至西方，从北美到南美。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已经是“经4班”进校27年，毕业22年纪念。已在美国定居的熊伟文每两年回一次国，此前他曾经重返清华校园，他只用了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恍若隔世”。

 

                        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

                       

清华大学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教育实践最早可以上溯到1926年建立的经济系。1927年，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归来，成为清华最年轻的经济系教授，并历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从青年时代起，陈岱孙就有“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培育治国经邦的人才，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陈岱孙对西方经济学有精湛的研究，被誉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曾协助清华校长梅贻琦创造了清华历史上的全盛时代，也使得清华经济系名声鹊起。陈岱孙主持清华经济系期间，学生人数在清华众多院系中仅次于土木工程学系。

无独有偶，大半个世纪以后，当吴文学报考清华经济管理专业时，治国经邦的愿望依然在青年人的心中闪亮。2004年，四川乐山一中举行百年校庆。吴文学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谈自己高考时的人生选择。他说，自己当时就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战争时期要当将军，和平时期要当厂长经理，要改变四川家乡落后的局面，就要学习经济管理，而且一定要去中国最一流的清华大学。

远在乐山，年轻的吴文学并不晓得，彼时的清华大学经济系，早已经结束了辉煌的陈岱孙时代。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经济系被并入其他院校。陈岱孙也离开了自己终身热爱的清华园，改任北大经济系教授，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成了当时能够保留一点西学思想的少数学科之一。

清华经济系的鼎盛已经成为往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逐步被“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所取代。在特殊年代，清华更成为历次运动的风口浪尖。清华历史上大师云集，人文荟萃的宏伟气象自此成为绝响。

1979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清华大学才又设立经济管理工程系。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正式成立。陈岱孙被聘为首批名誉教授，他将经济管理称作是“最古老的行当，而最时新的职业。”

 创建伊始的清华经管学院此时要接续的，不仅仅是清华人文传统的弦歌不坠，还要适应急速扩展的改革人才培育需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吸引了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经济大潮。经济管理成为社会热门名词，与之相应，清华的经管专业也成为了热门专业。1984年，在所有入学的清华大学本科生中，“经4班”的平均入学成绩排全校第二名，全系第一名。“竞争特别激烈，报考的人特别多”，熊伟文回忆当时人才济济的“经4班”，虽然没有高考状元，但是大家成绩都很靠前，“每个人都很优秀”。

清华经管学院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熊伟文介绍，当年清华经管学院成立时有一个说法，要做中国经济界的黄埔军校，“经4班”的同学们天然地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在中国经济史上开风气之先。他告诉记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经济要起飞，我们也正好在这一年考进来，有这样的责任。”

只是，对于年轻的清华经管学院而言，当时无论是经管师资的匹配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老师们有些是北大的，有些则是从清华其它院系调来的。孙杰表示，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是太清楚，这个专业到底要学什么。他回忆，老师们当年都有很专业的领域，基本各自为政，彼此没有交集。譬如搞管理的老师不懂计算机，而“经4班”的很多基础课，则干脆是和计算机系、机械系一起上的。孙杰表示，当时的专业基础课是数学、管理、计算机，专业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最关键的职业定位-信息系统工程师-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还没有雏形，而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时期，许多理论问题都尚未突破禁区，同学们的学习中有不少困惑。吴文学则在毕业20多年后回过头来总结，方才意识到当年对经管专业究竟应该怎么发展，学校其实尚没有太成熟的想法。

不过，深处宝山，当然会有别样收获。接受采访的“经4班”同学，大都提到了当时印象最深的课程之一，便是由清华邢家鲤老师教授的《工业生产过程概论》。虽然邢家鲤不久就被调离，他仍是包括“经4班”在内的清华学生们最为尊敬的老师之一。

邢家鲤于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曾被选派到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后回清华工作。在邢家鲤家中，一直挂着不同时期的毛泽东像以及斯大林像。他是清华大学在文革劫难中最早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之一，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邢家鲤的学生心目当中，他是一个思维系统而严谨，行为规范得有点古板的人，“每堂课拿个湿抹布，擦手、擦桌子、擦黑板。擦黑板时永远的自左到右，自右到左，再自左到右，循环往复，决不重复，决不浪费一点体力：通过对最简单问题的处理，默默渗透着自己的教学理念。” 吴文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当年学习《工业生产过程概论》的成果。他曾经下到煤矿实地调研，邢家鲤当年为“经4班”勾画的整体性的工业思维框架，令他很快找到了工作的感觉。吴文学如今还慨叹，听了邢老师的课，让人觉得到了清华没有白走一趟。刘小航则回忆：“当年课堂上，真是想抓住每一粒空气，生怕漏掉邢老师讲的东西。别人提问，自己能凑过去听听都是一种享受。” 邢家鲤老师被“经四班”同学尊称为邢大爷，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与阐释，对产业经济的常识与规范信手拈来，课堂上气场十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成为大家交相传抄的名句。

从留美的陈岱孙时代，到留苏的邢家鲤风格，清华的经济管理教育走到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分水岭。

偏重实用的工科教育极为深刻地影响了“经4班”。熊伟文形容：“我们和北大的套路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有非常明显的清华特色。比如说机械制图，文科院系一般不会想到去开这样的课程，而且要求还相当的高。我们还到车间去实习，学习车工、钳工。”

吴文学将当时的学习状况形容为“大杂烩”：“我们要比MBA学得细，经济学学得特别深，数学按照清华最高的A类要求，我到工厂去，都能绘出图纸来。”

大家一致公认，特殊的清华模式为他们后来成长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当时，有人把清华经管学院比喻为“鸭子专业”，意思是说，鸭子会跑，但跑得不如羚羊快；鸭子会飞，但不能像鸟飞得那么高；鸭子还会游泳，但游得没有海豚快。但鸭子有鸭子的长处，“海陆空”无所不能。

熊伟文至今为此感恩，他认为，要管理好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不是算帐，而是要理解一个企业的运作，特别是理解技术和工业流程。熊伟文介绍，“经4班”后来有好几个同学自己开了工厂，就是因为对技术有亲切感和驾驭感，没有心理障碍。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批学生，“经4班”的幸运之处，还在于他们遇到了一位特立独行的院长，锐意改革，并为此甘愿鞠躬尽瘁的朱镕基。

1984年，刚刚组建的清华经管学院聘请清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朱镕基并不直接给“经4班”上课。除了极偶然的机会，“经4班”同学也只有在开学典礼上能够聆听朱镕基的讲话。熊伟文告诉记者，朱镕基院长的影响力，更多在于让同学们能够有一种高度感，“他总是从国家的高度去看。我们虽然是大学生，但实际上当时还是一帮小孩，需要很多指导。有时他一席话能够给我们很多点拨。”

2001年7月，在“经4班”毕业12年以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辞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他作为院长的名言，被经管学院的很多人铭记：“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思潮“井喷”的年代

 

“1984年，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清华园接纳了我们所有的想像和期待。”这是第一任“经4班”班长，后来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方方，于2009年为《清华校友通讯》所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

“经4班”进入清华校园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八十年代的巅峰。1984年的中国呈现出了经济、思想、文化思潮井喷的状态，成为八十年代的标志年份。

 “非常非常幸运！”接受记者采访时语调始终和缓的熊伟文，一旦涉及八十年代，语气便有了明显的起伏。他认为，1984级是最幸运的一代，比前人幸运，也比后人幸运：“那是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在清华校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历史，每天都觉得自己的思想境界在提升。”

1984年，对于“经4班”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而言，再没有比“未来”更加激动人心的诱惑了。就在他们入学的这一年，“未来学”开始大流行：《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和《中国大趋势》出版。前者由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撰写，描述了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转变的图景；后者由改革风云人物温元凯撰写，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认为这是中国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而在1983年出版，1984年不断加印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正是这场未来思潮的始作俑者。托夫勒预言诸如跨国企业的盛行，电脑的普及与在家工作，核心家庭的瓦解，DIY流行等等，这些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预言，极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那是一场真正的思想盛宴。与社会革新并举的，还有文化知识界的百花齐放。“经4班”一踏进大学校门，迎接的便是精神上的暴风骤雨。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此后便一直贯穿在他们的清华记忆中。同是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在这一年引进的西方著作还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随即引发了知识界的弗洛伊德热；而同年被引进出版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则在封闭了20多年的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据说后者当年曾和舒婷的《双桅船》一起，被当作礼物在恋人们之间送来送去。

“经济学、哲学，西方、东方，思想、文化，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时代。”熊伟文回忆。

   刘小航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则在清华、北大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讲座，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刚刚从比较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关于思想文化领域，讨论的“敏感”东西特别多，思想启蒙的氛围无所不在。

曾经在1985年担任过“经4班”班长的孙杰坦率地总结，“我们这一级，也不是很成熟，接受了很多东西，可是消化理解的远远不够。但这些思潮对我们的确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身为清华经管专业的学生，“经4班”当年讨论最深入的话题，还是和中国国情及改革息息相关。譬如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熊伟文告诉记者，其实当初他们报考的管理信息工程系，其名称本身便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这代表了当时的整体思路，即计划经济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实行计划的手段能力不够，特别是计算能力不够。倘若能够借助计算机，有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便能够把计划做得更好，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形势下，看上去美好的初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时大家争论的非常厉害。今天回头来看，当时有很多对的地方，也有很多错的地方。”熊伟文以“恰同学少年”，比喻了“经4班”同学当年以天下为己任的革新气魄。

彼时诸如深圳等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备受“经4班”同学关注。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描述，当年“经4班”宿舍里，南北两派的辩论也很热闹，“北方派说：‘北京大城市发达，天津第二大城市也发达，四川落后，浙江简直就是暴发户’，南方派同学当然不服，就引经据典论证：‘北京在宋代还是充军的地方，南方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快”等等。’”

宿舍卧谈的喧哗声终于惹得备考研究生的其他年级同学起身反对，甚至反映到经管学院，结果“经4班”还被院里通报批评，班级记过。一位同学忿忿不平，曰：“虎入平阳遭犬欺”，另一同学接口到：“他日下山食尔肉”，然后年轻气盛，就把大字报贴出去了。

                        

八十年代之子

 

“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多年后，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总结。她描述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特征：“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

 “经0班”班主任，当年曾经教过“经4班”运筹学的程佳慧老师，至今对“经4班”如数家珍。她对当时经管学院的班级做了总结，认为班有班风，比如“经5班”总是埋头学习英语，毕业后一大半人出国，而“经4班”总是特别热闹，程佳慧用“很能折腾”来形容，因为每个人都很有志向，有个性的人特别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程佳慧举例，“经4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家学习都很努力，但班里出国的人相对较少，“都觉得自己的根基应该在中国。”

其实早在“经4班”入学之前，1981年12月，中国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试(TOEFL)，就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开考。1989年，“经4班”毕业离校的时候，中国的托福热早已经如火如荼。

担任过最后一任班长的吴文学解释“经4班”扎根本土的怪现象，“当时班里没人琢磨出国，都在探讨国家改革，那会儿都比较想做点事情。”

“我们这一代，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是理想主义主义，理想主义对我们影响很深。”孙杰告诉记者。刘小航回忆，当年他曾被孙杰拉入了一个由清华学生自办的“理达”公司。记者起初误会是“李达”，还以为是“经4班”的化名。结果刘小航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就是“理想达到”的意思。虽然起初“理达”公司的成立，不过是高年级同学找到孙杰帮忙的结果，只做产品推销，偶然也帮人做做咨询。刘小航记得，有个同学搞到了一些技术资料，他们就跑到冰箱厂推销自己的技术开发。彼时根本没有真正公司的运营，没有注册，当然也没有纳税，孙杰表示，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除了办公司勤工俭学，参加社会调研也是“经4班”与社会接地气的重要途径。王海霞在《豪气干云的经4班》一文中记录了一段传奇。大二时，吴文学和方方决定步行去张家口调研。他们就沿着铁路线走，计划步行去，坐火车回，历时7天。每人身上只带了30块钱，白天只吃干粮，到了晚上就找地方借宿。出发第三天，他们翻过了八达岭，进入了河北西拨子村。村支书得知他们是学经济管理的，就求助说：“我们村子很穷，你们是清华的高才生，能不能帮我们谋划谋划呀？”由于西拨子村邻近官厅水库，吴文学和方方一合计，给对方出了一个好主意：“你们不如养鸭子，北京烤鸭火的很，卖鸭子很能赚钱。”结果村支书听了，徐徐回答：“我们试过，可是官厅水库的水太凉，鸭子不生蛋。”第一次给人“做咨询”，结果不到十分钟就遭遇惨败。

20多年后，北京的烤鸭依然火爆，吴文学和方方也早已经在商海中身经百战，却再也不能够让时光倒流，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还可以怀揣着30块钱人民币，怀着一腔热诚，一口气徒步走到西拨子村的村口。

那些只属于青葱岁月的真挚友情，成就了“经4班”荡气回肠的集体记忆。

“经4班”另一段传奇，也与吴文学有关。大三假期，蒋耘中和姚恒彬临时决定，要去四川乐山吴文学的家。当时还没有电话、手机，没有办法通知吴文学，两人坐上长途汽车，贸贸然就上路了。到了乐山犍为县县城，汽车便不再往下走了。两人又搭上一辆拖拉机，走到一个岔路口时，向一个小姑娘问路，还好在有两万人口的清溪镇，考上清华的吴文学算得上是当地的名人了。小姑娘将他们顺利领到了吴文学的家。如今，三个人都居住在北京，繁忙的都市里，大约也是聚少离多。不晓得他们是否还会偶而忆起，当年长途跋涉，齐聚在乐山清溪古镇的激动与惊喜？

八十年代，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最后的纯真年代。毕业前的那个元旦，“经4班”举办“盛大”聚餐会，其实就是每人做一个菜，在食堂聚餐。同学们邀请了陈小悦老师参加，以班长吴文学主陪，终于把陈小悦灌醉了。陈小悦不让大家搀扶，非要自己回家不可。清华校园里有不少明渠，担心老师的安全，孙杰一路长跑，一直尾随在陈小悦的自行车后面，暗地里将他安全护送回家。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们1984级的同学，绝大部分生肖是属马的（1966年）。属马的人是劳碌命，人们常说。我们这一级，的确从生下来就没闲着，我们跟随社会的变革而曲变的二阶导数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中最大的一段。”

2009年，方方在回忆文章中总结，他回顾了“经4班”所特有的经历：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出生；在“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批邓”的口号中认字学歌；在中学时听到了科学的春天和包产到户，在大学时开始思考未来，入学流行托夫勒，毕业流行托福，中间还穿插着频率颇高的历次学潮。

“经4班”集体赶上和承受的，其实远不止这戏剧性的20年。1989年，在经历了5年刻骨铭心的清华生涯后，“经4班”毕业了。每个人后来所面对的，是变化更为急剧，价值观翻天覆地的又一个20年。

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孙杰至今还记得当初报考管理信息工程，该专业的直接培养目标是要为国家各大部委信息中心提供管理人才。而临到1989年毕业时，“经4班”受到大环境的影响，那一年国家大机构减少了接收毕业生的数量，相比清华经管学院其它年级，“经4班”投身民企和自行创业的人数最多。

孙杰告诉记者：“我们班最大的特点，就是毕业后很少有去大机关和大企业的，去的也马上下放到基层。”孙杰本人一毕业就创业。他将人事档案放在了北京海淀开发区人事局，去了那里一家由清华化工系学长牵头搞的一家企业，研发化纤的无纺布。孙杰回忆，当时海淀区常常会组织人参观他们的公司，其实公司只有8个人，但是摆开阵势却很吓人，因为8个人都是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分别来自化工系、机械系、精仪系和经管学院等。孙杰负责该公司的调度和运营管理。但实际上公司运行起来，孙杰什么都得干，每个人都得成为多面手。如今，20多年过去了，孙杰依然坚持自己当年离开体制的做法，并且选择了一个目前在国内还相对超前的行业，从事生物制药产品衍生品的研发推广。鉴于国内药物审批过程太过漫长，孙杰当机立断，迅速转向了药用化妆品市场，推出了柏薇诗精华素系列，不仅推向了专业美容院，还拓展到零售连锁药店。

刘小航也是“经4班”最早创业的同学之一。“我一工作就不是体制内。”刘小航告诉记者。1989年7月9日，刘小航带着自己的档案，直奔深圳。他找到了一家新加坡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刚出校门的他还不谙世事，又是清华的毕业生，想法还很天真。本来宿舍里应该住三个人，他径直向老板提出只住两个人。公司不解决深圳户口，后来刘小航和一拨年轻人集体找到了蛇口工业区管理部门，这才算真正在深圳落下脚。1991年，毕业一年多后，刘小航义无反顾地走上创业道路，而当时下海已经很流行了，刘小航从专业软件开发入手，同时组装各式兼容电脑，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如今，刘小航已经拿到了新加坡绿卡，他工作生活的圈子依旧锁定在深圳，其名下已经有两个公司，分别是深圳精石真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美渲新材料公司。他的工作日因而分成了两部分，上午在美渲，下午到精石。

吴文学远离了清溪古镇，甚至远离了四川。毕业时，为了能够留在北京，吴文学放弃了到四川人事局工作的机会，走进了能为他解决户口的北京地毯厂。他同时放弃的，也是一份安逸和闲散的生活。清溪渔唱永远成为了梦境，那个有着300年茉莉花种植历史的地方，每逢开花时节，便有成片的茉莉花在风中摇曳，香飘十里。吴文学现任北京电子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

熊伟文毕业后幸运地留在了清华，进入了技术经济能源系统分析研究所。1992年，他到底还是赶上了出国的班车，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本来应该先攻读硕士，但是当时的研究生部主任看到了熊伟文在清华5年的成绩单，发现他已经修完了数量众多的专业课程，特别是数学，认为他有资格直升博士。熊伟文于1997年博士毕业，一开始在美国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后来该公司被花旗集团并购，熊伟文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花旗集团。如今，他的职位是高级副总裁。而当年在“经4班”与熊伟文同宿舍的吴雨生，则恰恰是熊伟文现下在花旗集团的“领导”，担任执行副总裁。

在大时代的影响下，起初立志扎根国内的“经4班”开始一个个飞向大洋彼岸，包括“经4班”的班主任桑海在内。熊伟文介绍，如今，“经4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工作生活在美国，而班里至少曾经有一半的人来过美国深造学习。

至今与部分同学保持联系的老师程佳慧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经4班”的欣赏，她告诉记者，“经4班”与之前的“经3班”和之后的“经5班”相比，生活跌宕起伏比较大，不像那两个班那么平稳，几乎每个人都动荡地很厉害。程佳慧一再强调，“经4班”的“孩子们”性格都比较坚强，大家最终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做得很出色。程佳慧至今还记得刘小航创业的第一台机器，“我去看过，都是破铁片子。”

“经4班”34名同学，曾被大时代抛向了茫茫人海，却在风雨中成就了“经4班”骨肉连筋的成功未来。他们当中，有人喜结连理，有人成为工作拍档，有人变成合作伙伴，有人则在MBA教育开始在中国兴盛之际，再度成为清华同窗。而“经4班”毕业生职业选择之多之奇，令老师程佳慧也觉得意外，比如王光明居然成为了大律师。

孙杰总结“经4班”现象，他认为这与大家在清华所受的全面工科素质教育相关，孙杰告诉记者：“当每个人职业转型的时候，基础越宽广、越深厚，则对转型越有利。”

2009年，在清华大学98年校庆之际，“经4班”部分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校友论坛，题为《危机之下的选择》，一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有趣的职业组合出现在台上，令学弟学妹们很难相信，他们起初学习的竟是同一个专业。根据该校友论坛公开发布的资料，当时做主题发言的“经4班”同学分别为：

方  方，  时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执行官；

王光明，时任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于国强，时任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咨询总监；

朱文力，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

高冬梅：时任新加坡协茂纸业中国总部中国总监；

吴文学，时任北京电子控股公司副总经理；

裴榕明，时任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与信息办副主任。

 

                           长亭外，清华梦

 

“清华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改变，谁也不想改变。”在越洋电话的那一头，熊伟文描述自己的清华情结。

采访行进在达拉斯的晚上，北京的清晨，时差交错，时光也交错。熊伟文还记得1989年，“经4班”在火车站送别，哭声一片。为人豪迈的湖南老乡蔡神元当时大喝，有什么好流泪的，都到这个时代了。以后想见面坐上飞机就见了。

蔡神元毕业后回到湖南家乡，分配到岳阳市工商银行。2010年，蔡神元调任湖南湘江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纯属巧合，该公司大力扶持的项目，就包括湖南的航空产业。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经4班”还是那么心齐，大家想聚的时候，一下能聚20多个人。1999年，刘小航参加了“经4班”毕业十周年聚会。他最强烈的感觉是，不管时光过去多少年，“经4班”的老同学们还是没有变，大家在一起时，还是马上就回复到了“本我”的状态，恢复到在“经4班”的样子，不管他在外面已经是多么道貌岸然。刘小航觉得，一切都是老样子，容易害羞的还是永远那么害羞，不会说话的还是不会说话，虽然其实他可能早已经在单位里口若悬河。

“经4班”这份浓郁的清华情结延伸到各地的清华校友会。熊伟文曾经担任美国达拉斯清华校友会主席。熊伟文从不觉得那会是负担：“我们这些人在美国没有兄弟姐妹，清华校友就是兄弟姐妹。”如今，这份情感的纽带已经延伸至下一代，熊伟文告诉记者，清华校友的孩子们也经常在一起玩，这是一个稳固而温馨的清华圈。

刘小航也觉得，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也还是参加深圳校友活动，比如一起去旅游，一起打球。他刚刚参加了珠三角地区校友会，和一大帮老师及老同学聚在一起，是刘小航感觉最放松，也是最放得开的时刻。他喜欢那种把经济、功利都排除在外的清爽感觉，这是八十年代的后遗症，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曾经做过悲观的描述：“2000年以后的中国，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八十年代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但是“经4班”那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却一面在变化中求存，一面保留着与功利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人风格，从采访的细枝末节中就能够感受得到：接到记者通过达拉斯校友会转发的采访函件，熊伟文第一时间回复了电邮，并约定了越洋电话采访的时间。而且很细心地照顾到时差，选择了一个最为平衡的时间点。联系刘小航和孙杰时，尽管是陌生的电话号码，他们还是很快就回复过来，还保留着对人际关系的最基础的信任。打通吴文学电话的时候，感觉他正在会场。听完采访要求，他首先考虑的是“你最方便的采访时间”。

尽管工作繁忙，他们还是抽空接受了访问，使得记者得以完成对“经4班”一份并非完整，然而典型的80年代清华学人的观察。记者一个节外生枝的感受是，来自四川的刘小航和吴文学，来自湖南的熊伟文，他们如今的普通话，都讲得相当好了。

经历了毕业20年的拼搏奋斗后，动荡的“经4班”开始由绚烂归于平静。人到中年，虽然仍是要处理人生各个阶段的酸甜苦辣，但是“人生下半场”的主题，显然已经与上半场换了座次。刘小航回忆自己的成长心态，起初羡慕万元户，后来想如果是个百万富翁会好强啊！再后来想如果能够挣一千万就好了。再后来，他希望成为亿万富翁。而如今，他不再仅仅关注于账面上的数字增长，而是关心自己在信仰方面、在价值观方面，不断的变化与自我调整。他告诉记者，深圳的清华校友们相聚时，“我们经常在聊，到底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刘小航的答案是要研究一些与你的工作没关系，但对别人、对社会有价值的议题，譬如他近日特别关注的教育问题，“活得健康愉快”，刘小航如是说。

 

 

资讯一：

 

一代经济宗师陈岱孙

 

    1900年10月20日，陈岱孙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府闽县螺洲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璐与其兄长陈宝琛、陈宝瑨均为进士。1918年，陈岱孙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三年级，1920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深造，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因为成绩优异，陈岱孙曾获得金钥匙奖。他后来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并于192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陈岱孙接受了母校经济系的聘请回国任教。

1928年，陈岱孙担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开始倡导确立了该系“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培养目标。经过艰辛努力，清华经济系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扩增。1929年，陈岱孙就任法学院院长，同时成为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开始参与校务行政管理。

此后，除却八年抗战，陈岱孙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清华园。1948年解放前夕，他曾挺身而出，坚决抵制国民党政府将学校南迁的计划，坚持留在北京迎接清华的解放和新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经济系并入其它院校，陈岱孙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第一副院长；1953年10月又调入北大经济系,并从此长住北大燕园。但他对清华一直念念不忘。1997年7月，陈岱孙辞世。在弥留之际，他忽然对护士说：“这里是清华大学。”

清华百年校庆前夕，《孤帆远影：陈岱孙的1900-1952》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资讯二：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大厅内的朱镕基题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其运行规则，而又了解中国企业实情的经济管理人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要敢于借鉴引进世界上一切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结合中国的国情，办成世界上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愿与同仁共勉之。

                                   朱镕基

                                 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