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曾向美联社记者表示，她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就是遗族学校办得成功。宋美龄定居美国之后，每逢生日，遗族学校校友代表都会集体去探望她，同学们都称她为“蒋妈妈”。
口述:曾广文
采写:罗雪挥
1947年9月的一个清晨，天还飘着细雨，八个考入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川籍同学：钟履正、牟光明、徐文祥、易国源、孙国釜，胡绍煌、刘成功和我，一同坐上了一辆大卡车，来到成都凤凰山飞机场。时任四川省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给我们买了飞机票，这是遗族学校学生的特别待遇，大家登上一架二十一座的民航小飞机，直飞当时的首都南京。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就在南京中山陵园园区，简称“遗族学校”，学校座落在四方城南的高岗上，也叫卫岗，就在明孝陵的对面。
为什么要创办遗族学校？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很多烈士的遗孤生活很艰苦，没人照看。北伐成功以后，在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的提议下，1928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委会，决议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招收辛亥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北伐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并决定以宋庆龄为校长，由国家培养教育，学费和食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不久宋庆龄出国，遗族学校校务就由宋美龄全权代理。
遗族学校于1929年4月正式开学，先在临时校舍上课，5个月后正式校舍落成。国民党元老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冯玉祥、竺可桢、丁玲，都曾经到遗族学校演讲。宋美龄还邀请外宾前来参观。1930年5月，她曾陪同美国人林白克来到遗族学校，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国民政府高等政治顾问，林白克称赞遗族学校是“世界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
1931年，遗族学校实行了男女分校，仍然推举宋庆龄为女校校长，男校校长则由蒋中正亲自兼任。
可惜这样一所有意义的学校由于日本人入侵而被迫停办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鉴于南京危急的局势，年幼的孩子们大多由家属领回，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家里。南京沦陷前半个月，男校留校的十多名学生，则在校董傅焕光的带领下，连同四十多头奶牛和重要学校器具，辗转流亡至长沙，西行至贵州同仁，又转移到重庆，最后到达成都。
抗战胜利后，遗族学校于1946年秋天在原来的校址四方城复校，但只招男生，而且只办初中和高中，而遗族学校起初是从小学办起，学生6岁就可以入校了。我们这一批来自四川的8个同学就是在复校的时候被录取的，当时全校也就500多人吧，来自全国各地。
自己决定报考遗族学校
我之所以能有资格报考遗族学校，是因为我的亲伯父曾纪安，他在国民革命军殉职，牺牲的时候我刚刚一两岁，所以对他毫无印象，他究竟是在国民革命军担任什么职务，又是怎么牺牲的，我全都不知道。只晓得他牺牲以后，国民政府给他发了一个抚恤令，凭这个可以领抚恤金。上面有我的名字，所以我就拿着这个抚恤令，作为烈士遗属去报考遗族学校了。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那一年出生的，1931年 1月26日，我出生于四川省德阳县。生下来没几天就跟着母亲回到了广汉县，6岁的时候又跟着父母到了成都。我母亲是广汉县师范学校毕业的，在成都当小学教师，父亲则一直在成都的照相馆里打工，他后来做过好几次老板，开过照相馆，但是都失败了，因为那个时候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生意都不好做。父亲在外流亡，母亲也不得不到离成都很近的简阳县的法院里找工作。
后来，母亲回到成都工作，一个人养家，家庭经济条件是越来越糟，供我读书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要招生。因为这个学校是公费的，包括吃穿、肥皂、用的信笺等全部都免费，所以我就积极地去争取，不久，四川省教育厅最后发榜，包括我在内，共录取了八个同学。到了遗族学校以后，我们8个人又重新考试，根据测验成绩编班。虽然我当时在成都已经考上了协进中学，而且在高中念了两年了，但是家里实在是难以为继，而当时遗族学校因为刚复校不久，还没有高中毕业班，所以我被编入遗族学校初中三年级，相当于降了两级，入学半年后，才升入高中一年级。
学习、生活设施一流
我考入遗族学校已是194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已岌岌可危，但是对遗族学校的学生还是照顾得很好，一个遗族学校学生的花费不少，我听说和军队里一个班长的待遇相当。
我们抵达南京后，一入校就换下了随身的衣服，穿上遗族学校统一发放的新制服：初中生穿童子军的衣服，大檐帽；高中生穿军绿色的制服，有点类似中山装。膳食很讲究营养，早饭有稀饭，半磅牛奶和馒头，还有卤黄豆和胡萝卜干，这都是我至今难忘的美味。中午一般都有荤，能够保证四菜一汤。遗族学校的饮食相当好，在家里根本过不上那种生活。
除了生活供给充裕，遗族学校的校园建设更是一流。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师吕彦直规划了遗族学校校舍，后来因病将此项工作移交给著名设计师朱葆初。校园内的布置、栽花、植树、铺草等，都是由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园林专家们设计的。在我的印象里，校园里总是花木繁茂、林荫道四通八达。
遗族学校的校舍也很有特色，采取了宫殿式大屋顶结构，与中山陵园区其它建筑风貌融为一体。校门是牌楼式的，正面写着“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这是曾任民国行政院院长，早年做过清代翰林的书法家谭延闿的手迹，背面则是蒋校长亲自题写的“亲爱精诚”。除了典雅的办公楼，礼堂、教室、宿舍、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俱乐部、医院、食堂等各项设施一应俱全。校门对面就是运动场和游泳池，据说这些建筑和设施在当时南京各中、小学中都是顶尖的，比如教室的内部尺寸、采光、通气、保温和黑板的布局都十分讲究，完全按照学生生理发育的特点设计。
此外，学校还有乳牛场、农场和实习工厂。遗族学校遵循孙中山先生“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教诲，学生动手实习的机会很多。农场老师带领我们亲自动手开拖拉机，实验室配备了足够多的显微镜，使得每个同学都有充足的设备可以做切片试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
在这个精心培育的良好氛围里，我的思想和文化水准都飞快提高。四川当时还比较闭塞，只能看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等，我觉得它的论调都是老一套。到了遗族学校以后，我可以接触到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觉得和国民党的宣传论调有很大差别，因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看问题站得要高得多，从此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判断立场。
由于宋美龄虔信基督教，每周都会做祈祷。遗族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礼拜活动，还轮流到凯歌堂陪伴蒋校长夫妇和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做礼拜，轻声唱圣歌。凯歌堂据说曾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别墅，牧师带领遗族学校的学生们，就在这里咏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948年的一个周末，我也在遗族学生的唱诗班行列。礼拜开始前，我看见蒋校长夫妇和孙科等一起步入礼堂。蒋校长表情凝重严肃，面色铁青，做完礼拜后，立即和随行人员匆匆离去。那时正值淮海战役结束，国军精锐力量耗尽，我猜想他因此而心情不好。
学生眼里的“蒋妈妈”
长期以来，遗族学校校长是蒋中正，但实际经常照顾学生的是校董蒋夫人宋美龄。她经常带些好吃的东西到学校来分给同学们。我们都接触过蒋夫人，不过我没有直接与夫人说过话，因为人多，而且她最关怀的是年纪小的孩子，晚自习的时候她都是到小班去。同学中越是年龄小的，和她接触的越多。有一次，她问一个小同学课本里的题目，那个小同学太紧张，答不出来，还哇哇地哭了。
其实夫人很和蔼。我印象中的宋美龄风度高雅，很温和美丽可亲。有位女学长回忆，一次女生们上美术课，觉得很枯燥，就向老师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到外面去写生？那天天气比较好，老师就答应了。女孩子们在外面高兴得又唱又跳，根本没有人认真绘画。遗族学校离宋美龄的住处很近，她看到同学们后，也从楼上下来，走到了大家中间。当时同学们都很害怕夫人责备。结果宋美龄很和气地打招呼，说孩子们你们好，她还召来副官特地拿了点心来给同学们吃。然后又带领女孩子们到她的起居室坐下，教导女同学如何保持坐姿等。遗族学校学生关于宋美龄的回忆很多，所以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都称呼宋美龄为“蒋妈妈”。
宋美龄最多时一个礼拜要到遗族学校三次，除了视察校务，还解决学校的实际问题。有一次，她恰好在早餐时来校，看到同学们在吃稀饭馒头，当即诘问校务主任黎离尘：我们不是有奶牛吗？牛奶到哪里去了？此前联合国救济署曾赠送过一批奶牛，宋美龄专门要了40多头拨给了遗族学校奶牛场，希望所产的牛奶可以给学生们增加营养。黎离尘回答，通货膨胀太厉害，牛奶都拿出去卖了，换点钱来贴补学校的经费。夫人说，不行，孩子们的营养很重要。从此以后，遗族学校奶牛场挤出的牛奶消毒后，就直接送到了学生的餐桌上，保证每人每天半碗牛奶。
关于牛奶，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插曲。新中国成立以后，遗族学校在卫岗的牛奶场就由国家接收了，现在发展成为一个大型乳业集团公司。他们的产品不久前还到成都来销售，宣传说是宋美龄引进的奶牛。有人说这个公司吹牛，我说确有其事，并且买了他们的产品，60年前喝卫岗的牛奶，60年后还继续吃南京（卫岗）集团公司的乳制品，这是我和遗族学校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与同学们分手
到了1948年，国内形势急转而下。我当时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黄埔军校到南京来招生。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当军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决定报考军校了。我的想法是兵荒马乱之中，学一点军事，退可以防身，进也可以做一点事情。另外我喜欢研究历史，认为长江自古都是天堑不可飞渡，结果可能是国共划江而治，南方可能会出现军阀割据，那时已经是李宗仁当代总统了。当年我只有18岁，还不了解内战的后果及政治影响，只是从年轻人幼稚的角度来思考。
一片混乱中，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奉命南迁。消息传开后，学校职工担心遣散费没有着落，竟把校务主任黎离尘控制起来，讨要遣散费。学生们着急了，学校迁移这样的大事，吃住行全得依靠校务主任出面去联系。结果学生们自发组织起自治会，把军训的枪都拿出来了，又把黎离尘主任“抢”了出来。
我当时已经离开了遗族学校，跟着黄埔军校入学新生从南京转至杭州，恰逢遗族学校迁移也路过杭州，还和同学们见了一面。此后，我就坐火车，经过株洲、长沙、武汉、重庆，最后到达成都黄埔军校，回到了四川老家。而其它遗族学校的同学们则一路南下，一路风尘，这里停几天，那里停几天，找到了车，才能再接着走，最后还是滞留在了广州，吃住都很困难。听说后来是蒋校长过问才得以解决，据说他有一次诘问侍从室主任俞济时，我的遗族学生呢？这才有人接管，派船到广州，把同学们接到台湾。也有同学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辗转回家乡了，因为台湾当时也前途未明。抵达台湾的同学，则在台湾省立师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附中就读，而后逐年毕业。遗族学校此后再未招生，并于1953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这些赴台学生当中，能参军的就进了军队，能考大学的就继续念书，能留学的就留学，他们在求学阶段也还是会经常受到宋美龄的照应和鼓励，不过毕业以后就全凭自己奋斗了。
当初和我一起乘坐飞机到遗族学校的八位川籍同学里，钟履正、牟光明、徐文祥三人随学校迁到了台湾，以后就留在台湾工作，其中徐文祥成为了大学教授。其它川籍同学有人自行回到老家，后来没有下文了，到现在生死不明。也有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随军南下，譬如胡绍煌、孙国峦，现在成为离休干部。
我是于1949年3月初抵达黄埔军校的，成为军校在大陆招收的最后一期学生。成都解放后，我跟随起义队伍被改编到解放军第18兵团随营军校，后来曾在成都军区工作，而后又在成都大学担任过教师、学报编辑、教务处行政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图书馆副馆长等职。1988年10月，我被正式调入成都黄埔同学会任副秘书长，并于2002年9月，成为四川省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两岸遗族“家谱”
遗族学校办学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因为受到日本侵华战争和内战的影响，曾经两度解散，但是它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据不完全统计，遗族学校曾经有近2000名学生，共培养出了17位博士，33名硕士，242名取得大专学历的学生，他们几乎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台湾等。校友中各个层次的人也都有，有将军、外交官、传媒、文学及美术届精英，还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等，还有人到了巴西当农场主。在德国获得金属物理学博士的王世忠，在德国和瑞士创办了王氏材料表面处理工厂；萧镜如博士曾担任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商学院首任院长，一九七九年返回大陆探亲，曾向邓小平提出《开放沿海，带动内地》的经济及教育改革之建议；向厚禄博士旅居纽约，在心脏外科学领域卓有成绩，并在社会服务方面享有盛誉。1949年，向厚禄随着遗族学校的师生一起去了台湾，成为第一个赴美留学的遗族学校学生。 宋美龄得知向厚禄要去美国留学，还专门叫人带给他200美元，并传话说：“你有志气非常好，两年后，我会在华盛顿见你。” 两年后，宋美龄真的在华盛顿接见了他。1979年，向厚禄代表美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医学会议，共获得两个奖项。他把奖品寄给宋美龄，她非常高兴，还亲笔给向厚禄回了一封信。
2000年6月，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遗族学校同学都赶到南京，我们叫做寻根之旅，因为根在南京中山陵，当时有100多人到场。平均年龄都在70岁左右。我也从成都赶到了南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大部分同学我都不熟悉，因为不同班，又隔了这么多年，他们也都不认识我了，当年8个川籍同学之一的钟履正，曾经在两岸关系和缓后，从台湾回到四川家乡探亲，在成都没有找到我，还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是同学们一旦联络上，就马上很亲热了。如今我每年光给遗族学校校友发贺年卡都要发100多封。宋美龄那时还健在，她还特地给参加寻根大会的每个遗族学生送了一张自己的近照。宋美龄定居在美国以后，每逢她的生日，同学们都会去给她贺寿，四个人一组，向她汇报近况。夫人总是把遗族学校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很关心大家的发展。
宋美龄逝世后，曾经深受夫人关怀的遗族学校校友举行了很隆重的祭悼仪式。我是在出差途中知道夫人离世的消息的，本来我还准备代表大陆的同学，争取能去给她祝寿的，这是我至今深感遗憾的一件事。
虽然两岸意识形态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遗族学校的同学情谊。因为大家大多是辛亥革命、北伐及抗日烈士的遗孤，在学校里，互相都是姊妹兄弟相称，这样的身世，使得同学们天然有了胜似血亲的纽带。遗族学校的校友王乐羲，曾担任过高雄县议员，她资助出版了遗校同学的通讯录，包括每个人的照片、履历等，同学们管这本书叫做“家谱”，此外，遗族学校校友还成立了校友会，办了《遗校校友通讯》（已办到76期），有了“家谱”、校友会和校友通讯，同学们至今往来不断，亲如一家，使遗族学校“亲爱精诚”的精神得以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