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开支不可避免的急剧膨胀的时候，把促进社会公正的思想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契机改造分配机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思路在实际工作中的系统性体现。
《商业价值》杂志 刘戈｜文
“罗斯福总统今天任命高等法院法官伯恩斯为稳定经济办公室主任，赋予他至高的权利控制民间购买力，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协调指挥抵制生活费不断上涨的斗争，并要求立刻稳定农产品价格、城市和农村的租金以及企业支付的工资”。没错，这是《纽约时报》1942年10月4日的报道。
如果把罗斯福换成同一时代的斯大林，这则报道似乎会显得更符合逻辑。“稳定经济”、“控制购买力”、“委员会”这些和计划经济如影相随的词汇为什么会成为崇尚自由经济和个人奋斗的美国政治当中？在怎样的背景下美国人会给政府如此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利？美国人对于政府控制经济的最后底线在哪里？后人怎样评价这场因战争以及通货膨胀引发的政府对经济异乎寻常的管控？
“根据白宫的指令，物价管理官员对大量食品的价格规定了自周一起生效、为期60天的非常时期最高限价，这使物价管理办公室对百姓日用品的控制范围从60%上升到90%”《纽约时报》的报道在阐明经济管控的主要内容之后引用了罗斯福总统的讲话，为他出台这种“大逆不道”的经济政策的辩护：“我相信从现在开始，生活费用的真正稳定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使战后更容易向和平环境过渡，并将受到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人和家庭主妇们的衷心拥护。”
通过新政的执行，美国经济开始缓慢的回升，到1937年失业率从1932年的25%下降到14%，到1941年美国参战前下降到9.9%。由于战争的开销急剧上升，在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之后，人们又不得不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
打仗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消费行为。军费支出初期即达每天１亿左右，联邦政府不得不走上赤字预算的道路。庞大的政府开支用来购买飞机大炮，而生产军火和军需品在带来就业的同时，也带来急剧增长的工资收入，这些钱却必然涌向生活必需品，通货膨胀转眼之间就成为美国民众最大的困扰。
在最初稳定物价的行为没有起到期望的效果之后，罗斯福在1942年底加大了反通货膨胀的力度，抛出对价格全面管制的杀手锏。到1943年４月，对所有影响生活费用的所有商品规定了最高限价，对轮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烟等商品实行定量配给。同时又对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进行惩治。
在这段日子里，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从消除恐惧的鼓舞变成对国民循循善诱的说服。他强调，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动摇整个战时经济体制，以致威胁整个战局。
在以后的两年里，价格管制发挥了作用，CPI上涨不到2%。在扬汤止沸的同时，罗斯福没忘釜底抽薪。工薪的上限被核定为25000美元，超过部分将缴纳100%的所得税，同时实行代扣所得税制度，第一次实现了让高收入人群足额缴纳所得税。同时罗斯福开展了推销战时公债的运动，并且带头认购。发行的7次公债锁定了1350亿美元的购买力。
虽然遭受到保守派甚至一部分普通劳动者强烈的反对，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并最终获得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已经从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并不完美，当大部分民众享有生活的基本保障并不会导致穷人的懒惰反倒有利于创造共同享有的繁荣。
令人担心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没有发生，大部分美国人感觉到他们的生活真的好了起来，美国终于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
战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凯恩斯经济理论，没有人怀疑猛增的政府开支导致了经济的兴旺。
这一事实在后来的日子里分别成为支持和反对罗斯福新政者用来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在反对者看来是战争结束了大萧条而不是罗斯福新政，从“百日新政”到价格管制，都是罗斯福为了忽悠大众选票的花拳绣腿，除了劳民伤财和干涉自由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
对于曾经发生的历史，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证明行为和结果之间如同数学公式般的因果关系。但多数人是否受益总是可以用来作为佐证一种思想是否进步的标尺。罗斯福的思想和其推动的新政经得起这一标尺的检验。
虽然人们总是把凯恩斯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罗斯福的新政思想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经济理论，而是一种充满感性的人性光辉：“一个健全和强大的民主国家的基础并无神秘之处，它只是基于那些要求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简单明了的基本东西——机会均等、工作、安全、自由和进步。”（《罗斯福传》）
“极端的新政支持者认为，财富的重新分配原本就是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极端的新政反对者认为，那些接受救助的人愚蠢地花光了他们的那一点财富，而纳税人却因此得到惩罚。”（《大萧条时代》）。罗斯福绕开了这种尖锐的对立，他认为，新政不但没有抑制而是促进了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它给了小企业和大企业、公众和垄断者平等的机会。
在第三次当选总统的两个月后，罗斯福发表了致国会1941年度的国情咨文，在这篇被誉为和“独立宣言”比肩的不朽文献中，罗斯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理念。他希望今后的世界，将以人类四大基本自由为基础：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它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居民过上健康和体面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它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在这篇国情咨文中，罗斯福对美国崇尚自由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坚守言论和信仰自由的同时，把“免于匮乏”的自由加入进来。而这一条正是罗斯福新政最核心的理念。也正是这样的理念，让罗斯福可以冒着被贬损为“社会主义”者的风险，对日用品价格实行了全面而严厉的管制，在他看来让普通劳动者“免于匮乏”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这既是符合道义的，在实践中也经得起经济规律的考验。
罗斯福的思想和实践，显然牵动了自由市场经济崇尚者的奶酪。基于维护传统经济学理论完美性的需要，对新政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也依然活跃着这种思潮的继承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巨额投资成为最适宜的靶子。
和当年的美国一样，基础建设投资和战争开支都将同样不可避免的带来通货膨胀。在普通生活日用品价格不断攀升的同时，房价令人瞠目结舌的上涨成为当下的中国和当年的美国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日用品的全面价格管制已经不合时宜，但通过限购对房价实施的强力管制还是实施了，现在看来，行动显的有些犹豫，但无疑这是一种迟来的正确选择，否则任由通货膨胀发展，将更加快速的扩大收入差距制造更大的社会不公。
当普遍性的腐败、体制的沉疴和经济转型的压力和这一经济决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在来评价巨额政府投资的得失为时尚早。但罗斯福的战时经济策略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政府开支不可避免的急剧膨胀的时候，把促进社会公正的思想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契机改造分配机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思路在实际工作中的系统性体现。
罗斯福的战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从1939年到1944年间，5%最富裕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份额从23.7%下降到了16.8%（《美国世纪》）。房价的下跌（如果真的跌下来的话）和普通体力劳动者薪酬的上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可以算做消除社会收入差别的部分结果，但税收制度的调整和实施、对权力阶层的遏制、对垄断行为的打击、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是更具改变空间的着力点。
即使如此受到美国人情感认同的罗斯福，其主持的新政也依然处于争议之中。当后来的专家抱着如同质疑罗斯福新政的劲头在面对中国刚刚经历的这段历史评头论足的时候，留给他们什么样的证明抑或是把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