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郑雁雄书记好？”

何三畏

以12月26日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维稳办在广州召开的“全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为标志，“乌坎事件”在政治管理方面，应该告一段落了。

这是少有的一起“群体事件”在进展过程中，被上级政权如此高调的，上级官方媒体动态报道，和某种程度上公开讨论的案例。以前的惯例是，在事件以任何手段处置下去之后，再由官方媒体发一个由上级官员定性认可的通稿。这些通稿逃不出以底层民众愚昧来证明官方“有力手段”和“果断措施”之正确的套路。这次，汕尾基层官员开始也展示了这方面的惯性，但后来被上级官方置弃了。

传统上对“群体事件”的处置和定性，只意味着官场下级对上级的交待，难以容纳对事件负责的考量。当事民众对这样的处置和定性的不满，又为下一次事件的发生和升级埋下伏笔。

乌坎事件的标志意义在于，它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上升为超载汕尾的国家政治了，因为它提出了观念性的政治诉求。观念政治是国家所有的，基层官员兜不住。于是上级官方迅速接盘，中央媒体参与报道，战斗在前线的地方官员失去了通稿发布权，事件定性和处置权。

当地的官员们就这样暴露在上级政权和全国民众的关心面前。他们平时依靠文件上传执政信息，从而获得上级的权力授予，现在得在和治下民众的对峙中，向权力系统和传媒完成一场真人秀。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当地方权力的纸没有包住地方民情的火，地方官员的方寸就乱了。因为政治事件最后清场的权力不属于他们，而属于上级。上级不会按照他们平时建立的官场纽带，而是按国家政治的大局出牌。有时必须首先，至少是暂时冷冻基层官员，才能安抚民众。

尽管撤职官员转世复出也是经常的（毕竟越是“手段有力”的下级，越是上级喜欢的），但官场年龄管制也是国家政治原则，过了这一村，很可能就没这一家店。于是，稳定在压倒一切之后，是压倒了官帽。所以，基层官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对老百姓的“非分要求”发狠，接下来又必须努力忽悠上级。

明白这一点，就能理解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同志的那段流传甚广的视频里的情真意切。郑书记说，“……上级一急把我撤了，把我撤了有什么好处哇？再派一个市委书记来，也不见得比郑雁雄好多少！”郑书记特别强调，这不是玩笑，而是真心话。

我相信郑书记。他揭示了基层官员的宿命，更阐明了现实的政治逻辑，并依据这种逻辑推导出假设中下一任书记的权力运行。这原本是今天那些吞吞吐吐的政论家们混饭吃的本事，被郑书记抢白了。郑书记的好多话都有作为名言流传的资格。就对官场本质来说，这些话由一位局中人说出来，尤其显得深刻。

 â€œçŽ°åœ¨åªæœ‰ä¸€æ‰¹äººæ„Ÿè§‰åˆ°ä¸€å¹´æ¯”一年艰苦，谁呢？当干部的，包括我……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这是郑书记对“下一任书记也一样论”的注释，其率真简直令人动容。

万人之上的地方诸侯，做起事来是什么样的威风，乌坎人民平时有领教。但是，在权力的阶梯中，他却暗含这样的心曲！然而，谁让他们这么“艰苦”的？如果跟老百姓的利益诉求能接轨，如果不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老百姓的“聪明”怎么会让你“艰苦”？

基层官员的腐败有可能大面积地动摇社会稳定的风险，这造成了上级政权和社会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不信任。乌坎民众的坚韧抗争，超越具体利益的抽象政治诉求和组织性，向社会传达了警讯。在此基础上，从上级官员到上级媒体取得了共识，“暴民”获得了“赦免”，“维权才能维稳”成为一致的舆论，基层官员此前的导致事件升级的作为，受到上级官方的否定。甚至，农民自行选举的组织，也得到上级的承认。

这在事件的走向上无疑是良性的。但是，代价却大了些！乌坎的伤痕暂且不论，这种危机处置的智慧，逃不出的难题是：抗争的民众获得了“额外”的权利，跟母亲撕咬的孩子被赏奶吃。这个逻辑外推出去，各地基层政府情何以堪？现有的政治体制怎能承受乌坎的样本？起码，以后汕尾市的书记真的会更加“艰苦”！

这些矛盾，无非指向同一个地方：政治权力必须改变授予方式，不然不仅远景模糊，而且抬起的腿也找不到落脚的依据。（ 2011-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