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是郭沫若赞扬郁达夫的：“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甚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论郁达夫》1946年）

    何以有这样一段话，是因为“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徐志摩的原话我没有找到，这是郭沫若的转述。无论如何，这都是文人使气的话。当时他们骂来骂去是常态。顺便说一下，现在我们多只看到鲁迅的刻薄，实际上，郭沫若骂鲁迅的话，可能更难听，鲁迅的方式是顺笔挖苦，郭沫若那叫骂。

    就在《论郁达夫》同一篇文章里，郭沫若讲到胡适和郁达夫之间关于某第三人的翻译正误的“讨论”（我今天称为讨论），提到胡适是“冷箭”，“侧击”。这个我也没有去查原文，但以我们对胡适的了解，最大可能应该是就是顺便提及此事，而且并不严厉，所以才被郭沫若称为“冷箭”和“侧击”。胡适感觉到得罪了这帮人，写信来道歉，郭沫若认为是“似道歉而非道歉”！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也只有遇到胡适这样的对手，才有“道歉信”一说，那帮日本留学回来的革命战士，是不会这么低调的。但是，在他们面前，道歉也不是。

    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是郭沫若回儆徐志摩的“高度和角度”。郁达夫描写隐秘私心的文字，在那个时候觉得比较另类，其实这真的算不上什么，也绝不至于像郭沫若说的这样，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了郁达夫的小说，假道学就困难了？因此假道学就狂怒了？对郁达夫的颓废文风，当时有人批评，用词也可能过分，但不至于是郭沫若说的这样。这就是骂人文章的做法。顺便也捧了朋友。但要说捧朋友，鲁迅和郁达夫私交很不错，也很赞赏郁的文才，但鲁迅赞扬郁的话实在多了。

    再一想，你会觉得，这话还真是适合郭沫若来说。在当代文坛大家中，还有谁比他更理解假道学，以及假才子和真才的虚伪呢，还有谁比他更理解“作假的困难”呢。在那个年代，国共同一国，江湖路还宽，只需要藏着一点就行了，还不必过度虚伪，但到了“没有退路”的年代，他可是比谁都知道怎样“做假”，虚伪得似乎一点都不困难，还得心应手呢。

    也许郭沫若深知诚实作文之难，这里是真心地赞扬朋友。但赞扬朋友“跑偏”，“打击敌人”就更没谱。说什么都用诗的夸张，这就是郭沫若。在刘文彩庄园，他写到，“长枪短枪无数，大邑一家刘。”其实，当时，不仅他本人没有看到刘文彩家藏朋长枪短枪“无数”，就是一直致力于用无不用其极的方法塑造刘文彩万恶形象的有关方面，也一直没有编造过这样的情节。

    说去说来，这就是郭沫若的话语方式。夸大其词是他的强项。（2012年1月17日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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