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经手银钱无数，却是当铺常客；殚精竭虑维护大清帝国，却被称作是“亡国祸首”；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办大事之人，也曾被评价为“浮华之人”。一生矛盾的张之洞，坚持以人材培育为本，开一代风气之先，却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掘墓人”。

                                              文/罗雪挥

    1892年2月19日，《捷报》刊登了一条今日亦属天方夜谭的奇闻，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选送了一批人远渡重洋，要到欧洲去学习炼钢。这些人并非考察的官员，也不是干部子弟，而是一批普通工人。时任大清帝国驻欧洲使节薛福成在《出使日记续刻》中证实了这个消息。薛福成记述，当时他作为张之洞的全权代表，已向比利时郭克力耳厂购买了若干炼钢设备。中方此前已经与一个英国厂商谈定了更为便宜的价格。只是比利时厂商开出了更为诱人的条件，允诺可以培训来自中国湖北的40名工人，因而最终拿到了订单，这笔交易的总金额高达一万一千七百多英镑，包括培训的辛苦费在内。英商不忿，找上门来理论，中方不得不再支付100英镑来息事宁人。在19世纪末的英国，100英镑几乎相当于一般男职员整整一年的薪水，不惜为此赔钱赔上悔约的名声，可见培训这批工人代价之高昂。

这只是张之洞在中部地区贯彻实业教育的一小步。清朝末年，张之洞曾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等一道，成为当时权柄最为显赫的三个重臣，并称为“三屠”。其中，袁世凯平息“拳乱”，杀人不计其数，时称“屠民”；岑春煊则喜欢弹劾贪官污吏，时称“屠官”；张之洞则醉心于在中部“干大事”，不仅上马了一揽子大工业工程，还重金培养与之相匹配的近代化人材，哪怕为此花钱如流水，时称“屠财”。

张之洞不惜工本“杀钱”的结果，是在中部地区建设了一个从“民工”培训到高等教育的全方位的近代人才培养体系，使得深处内陆、相对封闭的中部地区得以获取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渐渐改变了其在近代产业链上的低端地位，从一个廉价的原料输出地，崛起为中国近代工业生产的巨擘，武汉更一跃成为清末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被时人称作是“东方的芝加哥”。

                             近代之光照耀到中部

张之洞1837年出生于贵州一个世宦之家。鸦片战争发生时，张之洞不过三岁。而他离世时，距武昌起义不到800天。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几乎贯穿了张之洞一生，刺激了他一生为国图强，始终把“储人材”看作是第一要务，并且不吝投入。

张之洞第一次与中部地区结缘，是在1882年1月，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从此前的一个闲职官员，开始掌握实权，开始了封疆大吏的远大前程。

山西本是资源大省，因为地处偏僻，风气未开，迟迟未得到开发。张之洞很快便意识到了洋务人才对于闭塞中部的重要性。1884年5月，在他行将离任之前，张之洞还发出了《延访洋务人才启》，希望全国各地的洋务人才都能到山西来一展才华。张之洞承诺高薪聘用，不管是钻研天文历算，还是研究船舰大炮，亦或精通开矿之学，甚至是能够阐述新旧条约变迁的人才，一概欢迎。

此外，他还在山西省城开设了桑棉局，并特地向江苏巡抚卫荣光求援，请他帮助招募一、二十名技术熟练的机匠，并携带着纺织布匹的机器到山西，住进桑棉局，向山西百姓传授技术，拓展致富渠道。至于路费和工钱，以及机器购置需要的款项，张之洞与江苏商洽，希望能在江苏就提前发放，以激励江苏工匠们踊跃到山西支教。

异地培训的法子张之洞日后使用得更加娴熟。张之洞深知工人技术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数年后，他还专门输送过一批湖北织布局和缫丝局的工人去到上海学习，为中部地区开始从数千年的手工劳动转向大机器生产，做了人力资源上的预备。

                       创造“武汉速度”

1889年，张之洞在宦海几经沉浮，又从两广总督的位置上调任湖广总督。他再次来到中部任封疆大吏，管辖的范围更广，并在此任上逗留了18个年头。从开风气之先的广东，途径繁华的上海十里洋场，张之洞一路辗转，抵达湖北赴任，驻节武昌。伴随他“改嫁”中部的，还有从广东直接移植过来的铁厂、枪炮厂和机器纺织厂。

张之洞抵达湖北之年，也是中部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大拐点。此前包括湖北在内的中部地区，经济相对封闭，又受到外国资本的强烈冲击，本地工业几乎是一穷二白。张之洞旋即创造了武汉速度。1891年元月，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动工，成为中部地区在近代雄起的最佳标志。

该铁厂其实早在张之洞任职两广总督时便开始筹办，当时除了财政捉襟见肘，最困扰张之洞的，莫过于专业人材奇缺。张之洞的“人本观”其实是人和资源、机器精诚合作的三部曲，他强调“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

万事都不俱备，只得从头来过。张之洞首先想到的是创办化学学堂，因为“提炼五金，精造军火，制作百货，皆由化学而出。”张之洞亲自为此搜罗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当他听说福建船政学堂为了节省经费，要裁撤部分学生，立即致电福州船政大臣，请求对方从被裁掉的学生中选送三、四十人到广东。不久，他又再次追加选送学生人数，不仅人弃我取，而且多多益善。只是张之洞很快便调离了广州，当他察觉到继任的官员对办化学堂并不感冒时，马上顺水推舟地带走了这些“包袱”。

化学学堂最终在湖北落地，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张之洞曾经向朝廷申报“约估筹办煤铁用款”，里面详细列出了各项花费：“化学学堂两年经费约银一万两。购买洋书图画仪器约银五千两。化学馆常用药料器具约银五千两。”

化学堂的开支在当时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消费水准？根据《湖北通志》的记载，1880年至1896年间，湖北每年存留地方者仅110万两；《湖北省志·财政》则指出，1880年以后，湖北财政收入每年保持在400万两以上，但是刨去军饷等年支出，至1889年，每年赢余100余万两。相比上述张之洞可以随意支配的湖北全省财政收入赢余，化学堂的建设已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见张之洞办好化学堂决心之大。

建设铁路学堂，则是张之洞的另一大手笔。1906年5月，征得日方同意，张之洞筹拨经费，在东京成立湖北铁路学堂，培养中部急需，但是国内尚无法培养的铁路人材，首创在日本办校的先河。当然，附带条件是毕业生必须为中部地区效力。湖北本省的官费学生，必须义务回乡效力六年，外省附读的学生，则需要在本省义务效力三年，否则就得偿还学费。这相当于是那个年代设立的出国“委培生”，为缓解中部人材饥渴症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张之洞还创造了很多中国人材培养历史的“第一次”。譬如1903年，张之洞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幼稚园，意在从娃娃抓起，不输在人材起跑线上。张之洞高举高打，不仅花钱聘请日本人为园长，连幼儿园设备也从日本购进，在中部建立了一个国际化的幼儿园。

张之洞下大力气实施了教育新政，不过短短数年，湖北已经逐步形成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在内的完备体系，举国罕见，武汉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模范区。如今，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都能够在张之洞的教育蓝图中寻根溯源。

一百多年后，武汉大学的毕业生，著名女作家方方，总结武汉与张之洞的关联，她表示：“突然间我觉得人的力量有时候是十分强大的。强大得能够塑造一座城市，能够开一代风气，能够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种豆为什么得瓜？

 与张之洞几乎同时代的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常常被后人用来和张之洞排排坐，分析中日两国人材培育的得失。无独有偶，两个人都曾写下了《劝学篇》，只是出发点不同，就劝出了两种结果。福泽谕吉强调国民观念的启蒙，重在对大千世界的认识，而张之洞则本着富国强军的愿望，希望尽快培养出实用的技术人材。辜鸿铭曾长期担任张之洞的幕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之洞办学没能摆脱功利思想。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他曾经派人到日本去考察教育制度，却从来没有考察过企业管理制度，讲求实用的教育风气一直延续至今。

  张之洞求仁得仁，果然培养了一批堪与中国近代化事业相匹配的技术型人材，却也培养了几代出离于技术，前赴后继的“掘墓人”。

张之洞去世两年后，就在张之洞曾经坐镇的武昌，张之洞一手培养的湖北新军打响了推翻末代王朝的第一枪。张之洞的“人本”攻略发挥的终极作用，是为武昌革命提供了大批人材，并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共有2400人，来自张之洞辖地湖北、湖南的学生竟然有683人，有些就是直接由武昌两湖书院资助出国的，譬如革命党领袖黄兴、宋教仁等。1906年是留日学生最多的年份，总数达“一万三四千至二万”，湖北人就有1360人，人数之多，居全国省份之冠。这些留日的两湖子弟，成为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力，推翻满清帝制的中坚力量。在前清遗老看来，张之洞毫无疑问是亡国的罪魁祸首。而在革命派看来，张之洞是机缘巧合，“种豆得瓜”

而武昌首义后的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中，来自张之洞所辖的湖北、湖南籍人士，居然高达9位，占据了与会者的70%。他们都曾直接或者简接受惠于张之洞的教育新政。

连张之洞本人也曾经是清朝科举制度的掘墓人，他十五岁就高中头名举人，二十六岁被慈禧钦点为探花，成为真正的天子门生，可谓少年得志。但是1906年，还是他与袁世凯几番联名上奏，使得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寿终正寝。

不过张之洞本人，并没有看到大清帝国的最后落幕。1907年，张之洞卸下湖广总督的担子，乘坐火车晋京，入值军机处，位极人臣。尽管有“屠财”之称，在地方大员中，张之洞经手的钱仅次于晚清重臣李鸿章，但他本人却一生清廉，捐资助学，还常常进当铺典当物品应急。譬如他曾在腊月三十把自己的皮袍送进当铺，好使全家有钱过年。甚至最后到北京入阁拜相，张之洞没钱买房子，还向汉冶萍公司借了银子，打了借条。这笔债一直到他过世都未能偿清。

1909年，张之洞悲叹“国运尽矣”，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故乡南皮。作为晚清政坛的不倒翁，他并没有在权利中心得到太多好评，天津《大公报》评论，“张相国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 梁启超则称张之洞为“浮华之人”，皆因张之洞铺设的建设摊子过大，但是管理乏术，导致官办企业中衙门习气重，经济效益不佳，浪费惊人。

只有中部人民始终惦记着张之洞的好。据说北伐战争期间，国民军一部经过张之洞落葬的南皮县双庙村，一个湖北籍的连长，还曾带着全连士兵到张之洞坟前鞠躬致礼。文革时期，湖北省要批判张之洞，张公堤一代的农民不干，纺纱厂的工人不干，说张之洞做得都是好事，批他干什么？

湖南人也记得他。上世纪60年代，湖南子弟毛泽东在谈到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不过，同样来自中部的最高领袖的肯定，并不能阻止张之洞身后的悲剧。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之洞墓被他亲手捐钱建造的南皮中学红卫兵扒开，曝尸于野外。他的棺材内，铺着灯心草，陪葬品有一把小梳子，一只怀表，一副眼镜，两个鼻烟壶，以及少量珍珠、金银、字画和砚台等。

张之洞的尸骨受难，不过，他一手缔造的“湖北新政”的遗产，却有部分得以传承，譬如张之洞于1904年建设的“鄂省图书馆”，至今仍是湖北省图书馆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作用。而其设立的大、中、校学堂，则为中部培养出了一大批精英俊杰，譬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

2008年10月4日，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张之洞研究会为张之洞遗骨正式举行了安葬仪式。

本文参考引用书目：

1、《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

（陈锋、张笃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冯天瑜，陈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3、《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4月第1版）

4、《张之洞评传》

（冯天瑜、何晓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5、《苍凉的背影——张之洞与中国钢铁工业》

（张实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第1版）

6、《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

（陈钧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