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表达如何达到理性

南方人物周刊观察专栏

2012年9月19日

何三畏

2012年9·18前夕这一轮抗议日本钓鱼岛政策的游行示威，可能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最为声势浩大的，持续最久街头行动。但是，从16日晚开始的各大网站，到17日的传统媒体，包括人民日报，都在“肯定公众的爱国热情”的“原则”下，批评了打砸抢烧等负面表现。

这是多么老旧的话题。任何一次街头表达之后，几乎都可以做这样的批评。例如近年来抗议“大使馆被炸事件”，抗议“撞机事件”等几次有组织的游行示威，都有这样的表现。

这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和平时期，公私财产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抗议“撞机事件”时损坏美国领事馆的财物，后来在美国对中国的赔偿中扣除了的，即由国家代赔了。这一次对公私财物的破坏，也应该受到追究。9月17日，笔者在写作文章时，网上已经有了抓捕打砸抢烧人员的消息。

这个消息看起来还算正面。但当然不如原本就没发生这回事更正面！以“爱国游行”的名义发生这样的后果，对于违法犯罪人员个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代价，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的震荡。

为什么每次上街都搞成这样？能不搞成这样吗？世界上既有“暴力上街”的样板，也有“理性上街”的样板，走什么路线上街，并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一种社会选择，由社会治理决定的。

素质。公众的素质。按照当前流行的逻辑，说到这里，马上就该说这个了。对于类似事件，几乎所有公开的言论，都止于批评公众的素质。论者往往痛心于历史治乱的周期，近则举义和团之乱和文革的教训，虽然乱像的发生方式不一样，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就是“暴民”。历史上，暴民和暴政总是互为因果，配对出现。鸡生蛋，蛋生鸡，到后来谁为因谁为果，已经没法说了。

但总的说来，成批量的暴力行为应该终结于民主政治。公众自己感觉到自己有权有利，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好果子大家分享，坏果子共同分担，就不会在自己的家里撒野了。

公民的民主素质需要多长时间的涵养？我觉得一代人就可以发生很大的改变。一代人接受公民教育，一代人享有公民权利，社会就会大变样。一种秩序对应一种社会，一种新秩序，就是一个新社会。一旦建立了一种公正的新秩序，一旦公共权力主动遵守这种秩序，公众便会遵守，于是一个良好新社会便形成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公众愿意负责，就不会把广场变成破坏的狂欢。

文明作为习惯确实需要素养。我们的文化基因可能真有问题。但是，我总觉得不必过分夸大文化传统的作用，堕入历史决定论的圈套，把自己的罪过推给历史，还是多从现实，从自身找原因吧。

多数批评这种破坏行为的时候，使用了“理性爱国”一词。言下之间，破坏行为是“不理性爱国”了？我能理解这种“不能打击爱国热情”的思路。但是，破坏和爱国没有结合点。破坏公私财物是刑事问题，怎么能以爱国的名义？所以，应该把爱国和破坏截然分开，犯法不能称为“不理性爱国”。

然而，是否真有人是一片爱国热忱在行破坏之实？回想我们所受的教育，从小学直到大学，教科书在讲到九十多年前“痛打狗官”和“火烧官宅”的时候，都是绝对的赞赏，而未加辨析。这种观念已经哺育过共和国的几代新人了。可是，如何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都顺利完成如下的观念转换：那时打人烧房是合理合法的，只有今天打人烧房才是犯罪。所以，应该改变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那时也是犯法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上过法庭的，今天类似的行为也会犯法。

其实，就这次事件来说，仅仅看一些人的标语和口号，也已经透露出暴力的倾向，一望而知，它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符合今天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但是，它在仍然被允许，我觉得，这里应该有基层干部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一些“不理性爱国”情绪的影响。

街头表达是公共情绪和公众意志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宪法权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允许这种形式的表达。即便在法治国家，街头表达都容易酿成不良后果。街头表达是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一种高难度的互动，是对民众和政府的共同检验。街头的脆弱是稳定的脆弱，街头的理性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201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