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时的年轻人用自己鲜血和生命参与全球化，去改变世界；现在我们则更多是通过谷歌、Facebook和微博做着同样的事情。
刘湘明 《商业价值》出版人
我很少仅仅因为名字就去买一本书，《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是个例外。
这是一对旅美华裔夫妇，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搜集、撰写的关于十几个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真实故事，因为年代久远和种种原因，这些勇士的故事只能支离破碎地呈现出来。但是这种内容带来的震撼，已经足以让我重新审视现在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例如国际化，例如理想。
1936年，佛朗哥发动政变，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援下，进攻民选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西方国家出于种种考虑，纷纷采取“不干涉”政策，只有前苏联和墨西哥表示了对共和国的支持。但是，来自全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者（其中包括100多名来自中国的战士），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偷渡来到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保护自由的火种。第一批到达的2000人国际纵队，在两天内就阵亡1/3。西班牙共和国最后战败，前往参战的国际纵队，大约半数牺牲在战场。他们的幸存者中，有20位医生和两位女护士，继续前往中国对抗日本法西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
对于这场战争，有人这样评价：这是人类最后一场纯粹为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而奔赴疆场的战争。国际纵队的成员组成复杂，有教师、有工人、有厨子和跑堂，但是驱动他们自愿走上战场的无非就是两个原因——制止法西斯在全球的蔓延和共产党的召唤。作家叶君健的英文老师，英国人贝尔也辞职参加了国际纵队，一个月后在前线阵亡。叶君健说：“他参加西班牙内战，跟共产党不一样。虽然他也是反法西斯，但他是从文化的角度。他说法西斯要是在欧洲胜利了，欧洲的西方文明就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和日本军国主义，在欧洲、东亚和南北美洲异常嚣张，俨然是法西斯主义的全球化趋势，那么与之对应的便是一场反法西斯主义的全球化运动。那时很多年轻人精神之纯粹，责任感之强，让今天的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戴维·洛克菲勒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谈到，大学期间，他和一个朋友在欧洲旅行，目睹了德国的游行。他的朋友回国后就报名参加飞行学校，原因是他认为德国法西斯必然扩张到全球，要准备和法西斯决一死战。美国参战后，这个朋友第一批就飞赴欧洲作战，以身殉职。
在国际纵队里，也有个来自美国的体育教师，在他报名参加国际纵队后，他的妻子内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为她知道丈夫有脱臼的旧伤，如果告诉体检医生，他就去不成了。但最后，她还是隐瞒了事实，因为“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我会无法面对自己，他也一辈子不会原谅我的。”半年后，她的丈夫也牺牲在西班牙。
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年代，法国作家马尔罗组织空军飞行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加泰罗尼亚的战壕里作战，他们将自己的参战经历写成了《人的境遇》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海明威根据真实的故事写下了《战地钟声》。此外还有智利诗人聂鲁达，创作了很多西班牙的战地诗歌，旅居法国的毕加索，在西班牙古城格尔尼卡被德军轰炸后，画出了震惊世界的《格尔尼卡》。
这本书的名字如此触动我，就是因为，对比那时的冲动、无畏、理想主义，现在世界呈现的世故、现实和玩世不恭，真的像一个十足的中年人。那时的年轻人用自己鲜血和生命参与全球化，去改变世界；现在我们则更多是通过谷歌、Facebook和微博做着同样的事情。彼处的事情，已经只是屏幕上的一段文字、一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名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更多地意味着跨国公司和经济收益，而那时人们为之战斗的理念——正义、理想，正在被现在的年轻人恶搞、解构、娱乐、嘲笑。国际政治也越来越精于现实利益的权衡考量和权力格局的博弈推演，连俄罗斯收留斯诺登，条件都是不能再继续伤害美国。
现在，很多人都在高喊：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为什么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