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十年和一百年”的换算

何三畏

    “中国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近年来中国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个公式。具体地，还可以套“西方国家的两百年”，“三百年”。全看说话的人当时的心情。正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表达”，所以，虽然很流行，却也很不严谨。一百年，两百年的跨度已经很大了，几百年裹在一起，更是不知所云。而中国是一个国家，“西方”不是一个国家，你必须要说出一个具体的国家，才好比较。所以，我原先只当这是一种无聊的说法。但说来说去，现在似乎越来越当真了。

    那么，当他们在这么说的时候，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呢？他们无一不是把这个作为潜台词，实际上是为官场腐败和环境污染辩护。他们的意思是，官场腐败和环境污染都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代价，因而也是合理的。既然你在三十年里享受了相当于“西方国家”一百年到几百年的发展成果，那么，你也应该把西方国家在同一过程中的腐败和污染集中承担下来。

    但这一说辞非常不合逻辑。也非常不符合科学发展观。我们不应该接受。它的最大问题，是把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归零，用后三十年否认了前三十年。它把新时期的起点，放到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它甚至完全不考虑制度的因素，而把经济总量作简单的对比。新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起步，即面临传统计划经济的转型，这跟西方现代化开始时的历史条件，实在是大不相同。此外，是否还可以说，即便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应该比一两百年前的西方国家的基础条件“要强一些”。

    无论如何，我们有什么必要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跌倒”的每一个地方重新跌倒一遍？前些年，不是说“后发优势”么？“后发优势”难道不包括避免“先发”者的交过的学费？

    其实，用上述公式为腐败和污染辩护的先生们，真的研究过，或者有兴趣了解西方现代过程中到底是如何腐败和污染的，交过多少学费，并且力求避免再交学费吗？这个答案在他们的行为逻辑中。他们不是傻子，而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他们很愿意把别人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的腐败集中到自己身上完成。而现在别人早已有一套约束官员的办法，他们偏不跟别人比现在。在此，我很想跟他们开个玩笑：请他们把西方历史上的老爷车一一引进，每一代都坐几个月，而不是直接买最先进的来做公务车好不好？如果不好，为什么约束权力向过去看，享受要现代化呢？

    用“西方国家也腐败过”，“西方国家也污染过”为今天中国的腐败和污染辩护，是非常荒谬的借口。你先不要管别人过去腐败不腐败，污染不污染，我们要问的是，你是否在今天的政治观念下，做到了最大限度地避免腐败和污染。如果今天的条件下可以避免的，今天的人们正在反对的腐败和污染发生了，你就失职了，你就应该承担责任。

    实际上，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说过“先发展，后治理”，或者“先腐败，后反腐”。种种为腐败和污染辩护的理论，都是官员们在腐败和污染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我们应该说，所有因为对官员缺乏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约束而产生的腐败，以及因为腐败和不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而造成的污染，都是不可辩护的。“发展过快”不是腐败和污染的理由，“发展模式”才是腐败和污染的原因。要是官员们能做到“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是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是由人民共享”，人民怎么能参与官场的腐败，答应家园的污染呢。

    而是，现在的情况是，民众举报腐败都不一定有效。一个地方的长官意志就是它的发展模式。举一个众目睽睽之下的例子：差不多每一个城市的街道和墙面，几年就换一次。这得花多很多钱。如果这个城市的下水道没有完全做到雨污分流，污水和垃圾没有做到百分之百处理，而把钱投到这样的“美化工程”中去了，它有什么理由说“污染不可避免”？而中国有几个地方敢说它目前没有犯这样的“错误”？类似这样的“低级错误”腑拾即是，这用得着跟西方道路比较吗？我觉得只要摸摸良心就够了。（2013-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