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案留下了什么

何三畏

2013年10月1日，是夏俊峰的“头七”，他的家人为他举行了葬礼。至此，这个延续审理四年的惨案，在法律程序上基本了结。让我们想一想，三条生命的代价，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教训？我们因此更加进步了吗？我们有能力避免类似惨案发生了吗？很明显的是，所有发生夏俊峰案的逻辑都没有变。官方的思路没有变，或者只是更加严厉了。公众的情绪没有变，甚至可能更加激愤了。

回想惨案发生后，政府没有兴趣等到案件水落石出，立即将死者定为烈士。政府的逻辑没错，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牺牲，就是烈士。但这至少在时间上是一个错误，至少应该等到法院认定夏俊峰不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否则，政府的决定等于用行政的方式为案件做了定性的判决。而后法院除了马首是瞻，还能冲撞政府的决定吗？当然，这里所谓的政府决定，其实也就是个别官员一时兴起，因为政府不可能在法院的调查和审理之前，去做出合法的调查和认定！

现在，夏俊峰的律师做了正当防卫的辩护，指出了警方取证偏差，法院程序违法，法庭拒绝接受对夏俊峰有利的客观证据，而对夏俊峰不利的对方证人证言，即便前后矛盾，不合程序，也予以采信。而今，这些辩护词和三级法院的判词，包括法院执行后对社会舆论的回应，媒体的报道，网友的分析，都摆在网上，可供后人永远评说。另一个情况是，在夏俊峰被核准执行之际，人们想起了全国多起城管打死小贩，甚至围观者的案例，却没有一例达到最高刑，而谷开来谋杀成功后又毁尸灭迹并迫害相关公务员，也不判死刑。这样的对比，只能使人们感觉到法律的公正性和平等性受到了伤害。

不过，夏俊峰案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个别地方比别的案子进步。例如，法院在刑前通知了家属做最后会见，这虽然只是依照法律规定，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曾成杰在执行死刑时就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在最后会见时刻，母亲的手通过一个特定的小孔，抚摸了儿子的脸，虽然合影的要求没被允许，但这也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死刑采取的是相对人道的注射方式，虽然作为已经失去生命的尸体的处置权还在法院而不是家属。

三个死去的男人都是家庭的支柱，他们的家庭原本都异常贫困，他们是真正的社会底层。烈士申凯和罪犯夏俊峰的父亲，都是环卫工人。案发后，两个烈士家庭分别得到90万元抚恤。而杀死烈士的人就是敌人，同样处于困境中的夏俊峰的家庭当然不可能得到国家救助。这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我认为有一点以后应该改变，即对烈士的补助，也应该列入判决范围，而不是领导随手给多少就是多么。例如在这样的案件中，可能附带民事赔偿，但当事人无力赔偿，则由国家的或者民间的某种特定的救助基金支付。

这个案子共留下6位老人。他们不仅生活困难，心理还在承受仇恨的煎熬。夏俊峰的妻子张晶提曾着水果去看申凯的父母，后者哭着说，夏俊峰必须死，否则她去北京告状。现在，夏俊峰死了，老人家又靠什么活着！我想说一句没有原则的话：希望政府对老人们一视同仁，这样有利于化解仇恨。惨案还留下两个孩子，张旭东的女儿和罪犯夏俊峰的儿子。据说前者已经受到政府的照顾，后者已经背负十字架（被别的孩子欺侮就忍着）。我也希望学校和社会对孩子一视同仁，不让孩子心灵受到伤害。我知道这非常难办，意识形态掺杂进去，基本可以断定办不好。

夏俊峰葬礼的当日，笔者注意到一篇官方网站和商业网站同时都转发到显著位置的文章，批评网民对夏俊峰失去原则的同情（“同情不能盖过法律”）。我对这个说法很感诧异。我原以为同情永远只有正面的意义，只嫌不够，不愁过剩。事实上，人们在同情夏俊峰的同时，也在同情申凯和张旭东。但同情也是一种平衡器，政府给了一方烈士荣誉和现金补助，同情就倾向于另一方。同情弱势一方是很自然的事。在法律上，可以区分罪犯和非罪犯。在法律以外，没有敌人。但即便对罪犯的生命，保有一份同情，不正是人性的高贵么。（201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