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泛滥给乡村民俗最后一击

何三畏

【按：今天先是在某网贴一篇提到东莞的文章，居然未能不过，郁闷一阵后，想到这篇五年前邓玉娇事件后笔者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的旧文，觉得可以应景。遂修理了一下贡献出来】

    邓玉娇的母亲在电话里对记者说：论辈分邓贵大还是我女儿叔叔了！这句话令人震撼，值得深长思之。事件发生在湖北巴东县一个叫野三关的镇，其中三个涉事者都是同姓氏。在传统形成的自然社区，大多数乡民一个姓氏是常见的,这些社区是传统道理伦理的“孤岛”。人情敦厚,世风古朴。家家户户知根知底，谁见谁都叫得出辈分。小孩子在外耍到吃饭的时候,谁看到都往自家喊。女孩子在外面走家长也不用担心。但是，今天，人们一听说自然村，就想到愚昧。

    其实自然村的传统道德是很顽强的。即便经过了“土改”，经过了“四清”，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种种“亲不亲阶级分”的折腾，它们都没有被荡涤干净。然而，自然村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确实正在迅速消失。一方面，许多年青一代的村民在城市“暂住”，家乡的人情和民俗形成断代。另一方面，乡村也在按设定的目标改造。尤其是大多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子逃离了故乡，成为遥远的城市里的“暂住人口”，而血汗工厂的沉重压力和色情行业纵深发展，使她们无法成为命运的主人。深藏内地的巴东县，应属这样一个标本。

    邓玉娇，21岁，出生在自然村，去福建打过工。然后又回到家乡。家乡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可怜的孩子去到当地的一家色情场所打工。我愿意相信她不卖淫是真是真的，因为这是他的家乡。如果她做那种工作，她应该不不会回家乡。但这预设了很大的危险。按嫖客的逻辑，在这里不卖淫，岂非咄咄怪事。邓贵大同志就不相信这个怪事。

    邓贵大同志，野山关镇招商办主任，一天晚上，喝完“工作酒”，带着办公室的两个下级，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把男人装在木桶里，由异性来“洗浴”的名叫“雄风”的地方。邓玉娇就在那里打工。我们知道，公款是基层色情行业的主流后盾，一个熟悉行情的“服务员”，应该不会考虑客人带钱没有，像邓主任这样的人，不用带钱都能去，一定时候办公室自然有工作人员去结账。

    当一个基层乡镇的熟人社会也布满这样公开的色情业之后，我们听不到女性的声音。晚上，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社会机制和占据主流的文化观念，不支持她们的追问。但是，到时候官方有声音。18日巴东县公安局发布了公告。但这个文本跟这个色情场所的名字一样，都是男权话语主宰的。称邓贵大“误以为”邓玉娇是做“洗浴”……的！人家声明了，人家抗议了，人家逃到另一间屋子了，还追过去，已经有同伴在场了，还施行强暴，还用一叠钞票甩到邓玉娇脸上。这“误以为”的说辞，便是官文中“男权本色”。

    其实，邓玉娇去到“雄风”，她面前就只有两条道路了：要么服从邓贵大或者李贵大，要么跳楼。前者就等于她在家乡无法“从良”，因为家乡是传统自然村。后者还可以赢得男权社会的同情，家乡人民以后谈起，会啧啧赞叹。这是流行千百年的定律。并不是从男权的视角想不到一个女子捍卫性权利可以如此“节烈”，而是鼓励这种后果。在新时期色情业开始泛滥以来，全国各地的色情场所的窗户跳出来过多少穷苦人家的女子，其中有的并未致死而只是高度致残，她们后来的生活怎样，有谁去关心过？

    但是，邓玉娇没有选择牺牲自己。她手边刚好有一把刀子救了她。这使得邓玉娇的故事更加符合民间戏剧的美学原则。如果有一天，在某个地方有人走村串巷上演这样一出戏，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因为，这样的故事历来为广大草民喜闻乐见：在一个叫野山关的地方，一个平民女子，在面对暴力、金钱和性诉求的羞辱之时，奋起自卫，杀死淫官。——邓玉娇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现实，一个阶层，一种命运。这足见道德败坏和社会不公到了何等程度。（原载2009年5月22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