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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泛滥给乡村民俗最后一击
媒体来源: 何三畏的BLOG

色情泛滥给乡村民俗最后一击

何三畏

 

【按:今天先是在某网贴一篇提到东莞的文章,居然未能不过,郁闷一阵后,想到这篇五年前邓玉娇事件后笔者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的旧文,觉得可以应景。遂修理了一下贡献出来】

 

    邓玉娇的母亲在电话里对记者说:论辈分邓贵大还是我女儿叔叔了!这句话令人震撼,值得深长思之。事件发生在湖北巴东县一个叫野三关的镇,其中三个涉事者都是同姓氏。在传统形成的自然社区,大多数乡民一个姓氏是常见的,这些社区是传统道理伦理的“孤岛”。人情敦厚,世风古朴。家家户户知根知底,谁见谁都叫得出辈分。小孩子在外耍到吃饭的时候,谁看到都往自家喊。女孩子在外面走家长也不用担心。但是,今天,人们一听说自然村,就想到愚昧。

    其实自然村的传统道德是很顽强的。即便经过了“土改”,经过了“四清”,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种种“亲不亲阶级分”的折腾,它们都没有被荡涤干净。然而,自然村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确实正在迅速消失。一方面,许多年青一代的村民在城市“暂住”,家乡的人情和民俗形成断代。另一方面,乡村也在按设定的目标改造。尤其是大多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女子逃离了故乡,成为遥远的城市里的“暂住人口”,而血汗工厂的沉重压力和色情行业纵深发展,使她们无法成为命运的主人。深藏内地的巴东县,应属这样一个标本。

    邓玉娇,21岁,出生在自然村,去福建打过工。然后又回到家乡。家乡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可怜的孩子去到当地的一家色情场所打工。我愿意相信她不卖淫是真是真的,因为这是他的家乡。如果她做那种工作,她应该不不会回家乡。但这预设了很大的危险。按嫖客的逻辑,在这里不卖淫,岂非咄咄怪事。邓贵大同志就不相信这个怪事。

    邓贵大同志,野山关镇招商办主任,一天晚上,喝完“工作酒”,带着办公室的两个下级,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把男人装在木桶里,由异性来“洗浴”的名叫“雄风”的地方。邓玉娇就在那里打工。我们知道,公款是基层色情行业的主流后盾,一个熟悉行情的“服务员”,应该不会考虑客人带钱没有,像邓主任这样的人,不用带钱都能去,一定时候办公室自然有工作人员去结账。

    当一个基层乡镇的熟人社会也布满这样公开的色情业之后,我们听不到女性的声音。晚上,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社会机制和占据主流的文化观念,不支持她们的追问。但是,到时候官方有声音。18日巴东县公安局发布了公告。但这个文本跟这个色情场所的名字一样,都是男权话语主宰的。称邓贵大“误以为”邓玉娇是做“洗浴”……的!人家声明了,人家抗议了,人家逃到另一间屋子了,还追过去,已经有同伴在场了,还施行强暴,还用一叠钞票甩到邓玉娇脸上。这“误以为”的说辞,便是官文中“男权本色”。

    其实,邓玉娇去到“雄风”,她面前就只有两条道路了:要么服从邓贵大或者李贵大,要么跳楼。前者就等于她在家乡无法“从良”,因为家乡是传统自然村。后者还可以赢得男权社会的同情,家乡人民以后谈起,会啧啧赞叹。这是流行千百年的定律。并不是从男权的视角想不到一个女子捍卫性权利可以如此“节烈”,而是鼓励这种后果。在新时期色情业开始泛滥以来,全国各地的色情场所的窗户跳出来过多少穷苦人家的女子,其中有的并未致死而只是高度致残,她们后来的生活怎样,有谁去关心过?

    但是,邓玉娇没有选择牺牲自己。她手边刚好有一把刀子救了她。这使得邓玉娇的故事更加符合民间戏剧的美学原则。如果有一天,在某个地方有人走村串巷上演这样一出戏,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因为,这样的故事历来为广大草民喜闻乐见:在一个叫野山关的地方,一个平民女子,在面对暴力、金钱和性诉求的羞辱之时,奋起自卫,杀死淫官。——邓玉娇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现实,一个阶层,一种命运。这足见道德败坏和社会不公到了何等程度。(原载2009年5月22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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