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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是陈天华思想冲突最激烈的一年。他的民主共和理念逐渐走向成熟理性，而他的悲观失望却无法排解，最终选择了以身殉道，蹈海自杀

1905年初，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去横滨拜见了梁启超——这个过去被他斥之为“最轻最贱”的改良派领袖，此后，两人又多次互通书信。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交往。一个是被公认的“革命党之大文豪”，一个是素有影响力的保皇党魁。虽然是短暂相会，梁启超却“敬其为人”。他曾在陈天华自杀后说，当世诸君子中，能懂得陈天华的，“不若吾真且深”。

    陈天华，字星台，是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在书中，陈天华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写道：“要保皇的，这时候可以保了，过了这时没有皇了；要革命的，这时候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一刻千金，时乎时乎不再来，我亲爱的同胞，快醒！快醒！不要再睡了！”

这两本书均在1903年出版，当即风靡中国，尤其在长江沿岸各省最为流行。宋教仁曾在日记中记录：“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他在其后悼念陈天华的文章《烈士陈星台小传》中称：“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 é»„兴当年在湖南、湖北策划武装起义时，就曾大量翻印该书，大规模散发，为辛亥革命在武昌引爆，埋下了火种。

1904年底，由于参加黄兴领导的未遂长沙起义遭到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他进入法政大学，开始研读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这些学说，冲击着陈天华的思想，但是一路挫败，也使得他怀疑这在中国能否实现。

由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夜忧心，陈天华“情绪悲观，神色憔悴，每与友人提及天下大事，都未语泪先流，有时几乎整天泪眼不干”。

        

“迷路”的同志

   1905年的陈天华，就是在这样苦闷的心境下，与梁启超会面的。南京大学青年学者，《陈天华评传》作者牛力评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与国家主义显然影响了陈。这些影响表现在陈天华不久后写作的《要求救亡意见书》以及此后陈天华思想的深层痕迹中。”

《要求救亡意见书》的写作与1905年初危急的东北局势有关。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这场争抢中国势力范围的厮杀就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清政府没有能力约束交战双方，只好宣布“局外中立”。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预言中国即将被瓜分，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

陈天华当即撰写了《要求救亡意见书》，要求满清政府实施宪政、救亡图存。他提出，应当实行变法，早定国是，予地方以自治之权，予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同时，国民应当承担当兵、纳租税、募公债、为政府奔走开导的义务。

陈天华进而决定身体力行，预备拼将一死，去北京上书。这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大呼反清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作者，竟要在北京紫禁城的丹墀下三跪九叩，吁请清朝皇帝恩准立宪，这无疑是给垂死的清朝政府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必将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陈旭麓、费成康撰写的《邹容和陈天华》一书如是评论。

黄兴、宋教仁等“决心帮助这位一时迷路的同志”。他们责备他受到保皇党的策动，改变了革命宗旨，坚决反对他北上请愿。

经过革命友人反复劝说，也因为受到日本警署传唤，在内外压力下，陈天华放弃了上书请愿的念头。

“在近代中国那个激荡的变革时代，生活在其中的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选择：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激进抑或保守……这使得人的思想和取向也表现得‘流质易变’，很容易陷入彷徨和矛盾之中。”牛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牛力认为，陈天华在1905年初的思想波动，与大环境的改变有关。日俄战争爆发后，实行立宪的日本最终战胜了实行专制的俄国，极大地刺激了1904至1905年间中国立宪思潮的兴起，清廷也不得不摆出了维新立宪的姿态。杨度等一些此前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也开始转向立宪救国。

陈天华无疑也卷入了这股时代潮流，虽然没有就此转换到改良派的立场，但他越来越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意识到文明有序的革命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完成，而不是单纯推翻满清政府就能达到。

   é™ˆå¤©åŽå¯¹æ¸…政府其实也并未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仍旧异常抑郁。

在一次留学生的饯别会上，陈天华边哭边陈述波兰、印度亡国的原因，认为中国实在是汇集了这些国家的弱点，难以计数。说到伤心处，“忽然大哭一声，仰倒在地，口沫交流”。在座的人先是大吃一惊，而后又一起相对痛哭。

陈天华甚至产生了宁愿死也不愿意目睹中国亡国的悲观想法，他对友人说：“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

 

共和理想国

   1905å¹´7月28日，陈天华与革命领袖孙中山见面了。陈天华衷心钦佩孙中山，盛赞他“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陈天华的绝望心情为之而一振。他力主追随孙中山，并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草拟了一份盟书，大家公推黄兴与陈天华二人审定，确定了盟书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众人签署完盟书后，孙中山和各会员一一握手庆贺。忽然，房屋后面的木板倒塌。孙中山立即说：“这时颠覆满清的预兆！”会员们鼓掌欢呼。

陈天华还积极参与草拟同盟会会章，几乎天天和黄兴一起前往孙中山住地，共同研究革命问题。

这一时期，陈天华意气风发，“与数月前整天泪痕不干的情形相比，判若两人”。他再度被磅礴新生的革命气象激发出创作热忱。

1905年11月，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报》正式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提出了著名的“民族、民权、民生”诉求。“三民主义”第一次见诸报端，有关民主革命的重磅文章也随之一气抛出。

创刊号共刊载17篇文章，陈天华一人就占了7篇之多。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阅《民报》创刊号及1928年由民智书局出版的《陈天华集》，这些文章包括：《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

陈天华的共和思想日益明晰。在1903年写作《猛回头》时，他还有着强烈的排满思想；在1905年初，又一度幻想过君主立宪。而在1905年末，陈天华成为了民主立宪思想的播火者。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后，所能建立的“最美最宜之政体”，就是共和政体。

在其小说《狮子吼》中，陈天华描画了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共和理想国。在他的幻想中，甚至看到了一本金字标题的《共和国岁计统计》：“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二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支。又有水中潜舫艇及空中战艇数十支。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每年二十八万万圆。”

 

“取缔规则”                                                                                 

1905年底，陈天华关于民主共和的思考达到巅峰之际，他的生命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走向终结。

日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日本要求清政府从速转让沙俄在东北强租的土地、铁路、矿藏等，作为交换，日本政府于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即《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约束留日学生参与反清政治活动。

该规程其实还有“规范学制、完善教育”的积极一面。当时约有一万多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其中约有三千多人“欲进校而不能”“欲归国而不可”，只好在社会上闲游。一些野鸡学校乘机牟利，“受到日本各界严厉指责”。当时的留学生鱼龙混杂，少数人常常“出入于酒楼妓馆”，毁坏了中国留学生的形象。

但“取缔规则”颁布后，因为干涉了中国留学生的行动，遭到了强烈反对。其整顿留学教育的积极意义被湮没了。

陈天华起初对此尚能保持冷静。虽然他也觉得该规程是“剥我自由，侵我主权”，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政府对其本国教育秩序进行规范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从《规程》所列内容来看也是符合实情的”。

他并不赞成罢课这样的群体政治活动，担心留学生不能统一行动，贻人口实，还拒绝了宋教仁约其撰写文章支持留学生运动的要求，表示不愿意“徒以空言驱人发难”。

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深被留学生的热情所感染。

牛力认为，陈天华始终将中国的未来寄望于“中等社会”，主张通过中等社会对下等社会的教育、领导，来完成革命救国。而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就是陈天华心目中的“中等社会的中坚力量”。虽然对留学生的素质低下他也有诸多批评，但总是希望能有所改观。

不幸的是，陈天华担忧的状况果然出现了。留学生内部意见混乱，行动散漫，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杨度不再出面，推给干事曾鲲化，曾亦不肯担负其责。当时肄业于日本实践女校的秋瑾无奈痛哭了一场，痛斥中国人办事虎头蛇尾，表示此后不愿意再与留学生共事了。

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仍在进行中。12月7日，《朝日新闻》报道：“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该报评论：“此盖由于清国留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朝日新闻》对中国人的轻蔑言辞极大地刺激了陈天华的神经，但这又并非空穴来风。悲观愤懑的陈天华于当天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辞》，希望以死劝诫国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陈天华之死

1905年12月，陈天华走过了一整年的疾风骤雨，还是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结束了自己30岁的年轻生命。

《民报》第二期刊登《祭陈星台先生文》称：“物以极而必返，情以真而忍去。”

“取缔规则”风波其实并非陈天华赴死的真正原因。在《绝命辞》中，他极为理智、冷静地表示：“鄙人死后，取缔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他解释自己的动机：“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牛力在《陈天华评传》中详细探寻了陈天华自杀的复杂缘由。

陈天华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悲观。好友徐佛苏描述他：“其情形终日如怨如慕，其言论终日如泣如诉，不曾见有眉目清爽之时。”他阅读史书读到奸佞扰乱朝纲、外族侵略中华，会一连几天闷闷不乐。

这种性格或者与他家庭贫困、早年生活孤寂有关。陈天华10岁时，母亲在贫病中去世，他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在乡间提篮叫卖，帮人放牛。因为早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他的文章中常常有别字。

但他的郁郁寡欢、情绪的悲喜无常，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不幸生在了一个内忧外患不绝、新旧颠覆纠结的年代。晚清中国之赢弱，“牵动了他对时局的无穷忧虑”。

陈天华反对空谈救国，认为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以死来“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是大英雄，大豪杰”。他在《绝名辞》中直白：“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在他的著作中，表示自己赴死决心的有10余次，鼓吹他人舍死救国的也有30余处之多。

曾有人劝陈天华早日成家，他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并不稀罕寻常的嫁娶，而是期望着遭逢女中豪杰的珍奇缘分。他曾自信地表示：“有了加里波的，自然有玛列侬（加里波的是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英雄，玛列侬是他的妻子）。”但他没有能够等到他的“玛列侬”。

12月7日，陈天华为过世的父亲写了《先考宝卿府君事略》，记述穷困的父亲曾慷慨捐出半年薪金、帮助邻居避免卖妻偿债的故事。他留言给好友，将这篇文字收入其文集，并放在第一篇。

陈天华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三代独子，他惟一的大哥又因残疾没有后代，他一旦身死，便意味着陈家这一支血脉的中断。他想以文章传世的办法，弥补自己对父亲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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